南太平洋岛国的中国好医生

　　中国承担援外任务的医生很多，然而像陈伟蓉教授一样，把援外医疗当作事业做的却不多。近两年来，她因连年执行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外医疗任务、塑造了中国医者的国际形象，多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多年的眼科工作生涯和近年来的援外医疗，为陈伟蓉教授赢得了诸多美称：“眼科女超人”、“南粤楷模”、“光明女神”“中国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最美医生”……

　　近日，刚结束马尔代夫援外医疗任务回国不久的陈伟蓉教授，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热情洋溢的向“医学界”讲述了她的从医故事。

　　 光明使者

　　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汤加、纽埃、库克群岛、马尔代夫、塞内加尔，这些国家都是陈伟蓉教授近几年来一去再去的地方。

　　很多当地的居民都记得，一些别人不能做的白内障手术，这位名叫Doc.Chin的教授不仅能做，还做得又快又好。

　　“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们肯定记不住陈伟蓉，所以告诉他们只要记住Chinese Doctor就行了。”陈伟蓉说，“我姓陈，他们都叫我Doc.Chin。”

　　诱发白内障的因素有很多种，糖尿病与眼睛长期暴露在阳光下都是其中原因。南太平洋岛国阳光充足、紫外线强，有以胖为美的习俗，因此糖尿病高发，再加上医疗条件差，大量的白内障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2013年7月，陈伟蓉已50岁，她第一次接到援外医疗任务，此前只从别人口中听说过援外医疗，对这项任务更多的是好奇，但对瓦努阿图和萨摩亚这两个国家闻所未闻。

　　“我们在世界地图上找啊找，怎么都找不到，最后在太平洋群岛才找到两个豆点大的国家。”陈伟蓉教授说，“我们又上网查资料，查到这两个国家被联合国评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但人民的幸福指数最高的。”

　　到了瓦努阿图之后，那里的贫困落后远超陈伟蓉教授的想象：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电视，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马路，整个国家只有一盏红绿灯。

　　陈伟蓉教授在瓦努阿图工作的所谓国家眼科诊所，更像是一个简易工棚，手术室里只有两张手术床，很多药品都过期了，连紫外线消毒灯都没有，只有一台破旧的用于眼科检查的眼科裂隙灯。

　　“我看第一个病人的时候，裂隙灯太暗，我习惯性地开亮一些，灯泡就烧了一个，当地工作的护士一下就哭了。”陈伟蓉教授回忆，“她说她们只有这两个灯泡，我赶紧道歉，告诉她回国后一定寄新灯泡给她，后来我给她寄了五颗灯泡。”

　　虽然当地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但淳朴的人民给陈伟蓉教授留下很深印象，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被需要感和被尊重感。眼科诊所很小，候诊室里甚至容不下10个人，很多患者就在外面默默地等，没有人拥挤吵闹。“看到下午五点钟，我说下一个，却发现病人都走了。他们告诉我，医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现在医生们吃饭时间到了，患者都自动散去，这让人很感动。”

　　让陈伟蓉教授感动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一次援外任务之后，她觉得在那里做医生真幸福，因为那里的人民真的非常需要、感激、爱戴医生。她由衷地感慨：“那里都不像是在地球上，仿佛是在外星球，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援外医疗。”

　　 “工作很累，可我很快乐”

　　近三四年来，陈伟蓉教授每年至少两次亲自带领一支四五人的医疗队，到南太平洋岛国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近期她又将启程，去往萨摩亚、瓦努阿图、马尔代夫等国。

　　年逾五旬，早已功成名就的年龄，为什么还要如此奔波？陈伟蓉教授引用了白求恩日记中的一句话：“工作很累，可我很快乐。我很满足，这里需要我。”她认为这是对她这六年援外医疗工作最好的诠释，通过这项工作，她不仅感受到了被需要的幸福，还有作为中国医生的自豪。

　　但在幸福和自豪之外，援外医疗工作也给陈伟蓉教授带来了歉疚和牵挂。对受限于现实条件而无法帮助到的患者，她心里很难受，总觉得自己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在第一次援外任务中，一位患者血糖太高，医疗队里没有降糖药，“我就跟他说，你少吃一些，看明天血糖能不能降下去，第二天一查还是很高，这个病人很穷，住不起酒店，就一直坐在我们诊所门口。隔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了，我就跟他保证明年还会再来。可第二年再去，已经找不到这个病人了。”

　　每次的援外医疗任务留下的遗憾和牵挂，促成着陈教授每年的援外之行，她说她想尽自己的力量去救助更多患者。有一次，她先生说她的魂都在南太平洋岛国上了，但当陈教授在下一次执行任务时自费带他过去后，先生说：“我理解你了，那里的人民太淳朴、太可爱了，你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即使是援外医疗任务中感染的不明病毒，也未能阻止陈伟蓉教授的步伐。感染后的三年里，每个月准时发作一次的病毒都让她头痛、发烧，助手就在办公室给她挂吊瓶。后来她开始去健身房锻炼，不知从何时起，症状消失了。

　　陈教授说，她喜欢做这项工作，现在身体也很好，只要国家需要，只要她还走得动，就会一直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