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的去世引发的思考：医者该怎样面对死亡？！

　　在中国，死亡不是个容易开口谈论的话题。

　　艺术工作者东启6岁时，他的母亲因胃癌去世，此后家中避谈关于母亲的一切。因为这种沉默，东启多年来一直没能走出母亲死亡的阴影。

　　胡医生在医院工作16年后，因为无法面对“病人死亡带来的创伤”，选择离开了这个行业。

　　一个契机，让东启决定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对死亡创伤的沉默，同样发生在医生身上，发生在医院里。“在面对、理解死亡这个事情上，我们都不同程度的遭遇着来自家庭及社会的忽视。”

　　以下是东启和胡医生关于“死亡”的讲述。

　　Chapter 1

　　 东启：关于“母亲”和“死亡”，我都一无所知

　　2000年8月27日，我母亲因为胃癌去世，我当时只有6岁。家人基本上向我屏蔽了所有和母亲死亡相关的信息。即使在我慢慢长大后，他们也很少或刻意不去谈及母亲。

　　我当时无法理解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模模糊糊感觉那似乎是一个装满恐惧的屋子，一旦打开就会有什么不可预知的灾难和惩罚。

　　也因此，母亲的死亡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一直没有被解释的事。我慢慢长大后，关于母亲的记忆也逐渐消散。我能回忆起的，也只有她生命最后的几个片段，例如她躺在病床上，肚子高高隆起的样子（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因为胃癌导致的腹中积水）。

　　这些记忆片段大抵都和死亡相关，以至于我后来渐渐将“母亲”和“死亡”混为一谈。

　　母亲的话题在我家里消失了十几年后，2017年初，我回到兰州老家，我的家人忽然觉得我的样子变了，变得特别像我母亲。我和母亲相似的容貌打开了家人记忆的缺口，关于母亲的话题重新回到了家庭之中，我也终于有机会去了解她，了解她的生病和去世。

　　我忽然意识到，过去母亲的死亡在我们家里是个禁忌，但是这并不代表母亲完全被遗忘了。相反，我的家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母亲的死亡，以及她的去世对这个家庭的影响。

　　我策划了一个“扮演母亲”的艺术项目，家人把我打扮成母亲的样子，我穿上母亲留下来的衣服。我甚至以母亲的身份注册了一个微信号，用来和家人交流。我也开始尝试继承母亲生前的家庭责任——她是家里的大姐，一个担当者、教导者。

　　我渐渐感到这不仅仅是个艺术项目。在正视母亲死亡的过程中，母亲的能量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家庭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试着去梳理我的家族史。在兰化，和家族生计息息相关的煤矿产业已经逐渐凋敝，但是它曾经是母亲和姥爷、舅舅关系裂缝的根源。

　　“煤挖空了，你的心也跟着挖空了，镇上变得空空荡荡。”在以母亲的名义给舅舅写信的时候，我试着去理解吸毒的舅舅、酗酒的姥爷。母亲一直反对姥爷喝酒，后来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他每天面对着随时可能丧命的下矿，在那个贫瘠的地方，能找到的缓解恐惧的方式，也许就只有酒精了吧。

　　我甚至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从少年时代就迷恋死亡诗歌，以及我感伤气质的根源。当我发现我的家庭对母亲死亡的沉默，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的时候，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们怎么解释死亡？

　　我在和家人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对于母亲为什么会死，他们有着各自的理解。我小姨会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去解释我母亲的死亡——她提过我家的风水不好。

　　其他家人则都推测母亲的生病和生气有关，而生气的主要原因是舅舅吸毒和姥爷酗酒。

　　这让我对死亡有了很多的思考，我们如何才能真正面对死亡、理解死亡？

　　我想到，医院的报告——例如病历，或许是对死亡最客观最真实的一种解释。我联系了当时母亲就诊的兰州大学附属医院，希望能够找到母亲的病历。反复沟通后，医院给了我一段母亲的胃镜视频。

　　近20年前的胃镜视频，胃镜从口中抽出的0.01秒，东启母亲的脸

　　胃镜确诊了母亲的胃癌，这段影像，在我看来，是母亲身体走向死亡的一个证据，一个权威的、冰冷的、医学上的证据。但是为什么这种科学的解释，在我家人那里，完全被忽视了？

　　有了这样的困惑，我产生了策划一个由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和相关研究者参与的论坛剧场的想法。在我最初的设想里，这些不同身份的人在一起讨论死亡，理解死亡并尝试面对死亡。

　　我当时很武断，之所以在这个论坛剧场里纳入“医生”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医生就代表了理性的一面，就像病例一样，他们冰冷、机械化的看待死亡。

　　直到我认识了胡医生。她的一句话——“在职业中面对死亡，有太多的伤害”——打醒了我。我忽然意识到我把医生完全标签化了，他们其实是活生生的人。我在尝试促进理解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陷入了对医生的标签化误解。

　　在和胡医生，还有其他医生多次交流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关注——死亡给医生带来的职业创伤。就像我的家庭一样，死亡的创伤在医生身上也隐秘却真实地存在着。

　　Chapter 2

　　 胡医生：压垮我的并不是肉眼可见的东西

　　我是2012年离开的医院，在临床上工作了16年，当时我的年薪已经达到了14万。在兰州，这是高收入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的选择，只有我自己知道，压跨我的不是肉眼可见的东西。

　　我从卫校毕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刚刚20岁，可以说，我在很小的年龄，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死亡。刚开始，病人死亡对我的冲击很大。那时候我常常和我的家人、同学和朋友聊这些。我后来意识到，在和他们倾诉的过程中，我其实在寻求安慰，修复创伤。

　　后来我到医院的血液中心工作，为尿毒症病人做透析，我的90%的病人会死亡。透析病人一周来三次，一次透析四个小时，所以我跟病人相处的时间，很多时候比他们的儿女还要长。

　　很多病人走了以后我会放不下。因为和病人在一起久了，就不单只是医患关系，我们之间会产生情感上的连接——作为医生，我了解他生理上的痛苦，了解他心灵的创伤，也理解他割舍不下的亲情。所以病人去世了以后，我会持续的痛苦。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27岁的小伙子，他没有爸爸妈妈，家里只有奶奶和年幼的妹妹。他去世后，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家庭的全部悲剧。我的工作生活也都被卷到这种悲痛之中。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划掉去世病人的名字

　　在血液中心上班，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从列表里划掉已经去世病人的名字。有些时候，我们甚至知道病人什么时候会去世，这真的很残酷。我记得很清楚，2011年冬天，我们的病人就按照我们预测的顺序，一个礼拜一个，接连去世。

　　职业要求我在工作中投入时间、精力，但不能投入情感。对于医生来说，必须要具备一种素质——理性或麻木的面对死亡。

　　但病人的死亡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恶性消耗。理性和情感冲突带来的精神折磨，在遇到危重的年轻病人时尤其激烈。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一个两岁不到的小孩，因为先天心脏发育不好，在ICU抢救。作为医生，我们都知道，小孩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要说服他的家人放弃，这太难了。他告诉我，每次和家人谈完后，都感觉自己像被抽空了一样，精神会一下子垮下去，没有力量。

　　2012年，我患上了很严重的哮喘，其实那是个跟情绪有关的免疫性疾病。哮喘反复发作，7月份我大病了一场。在休病假的时候，我决定离开医院。

　　在离开医院以后，我常常回忆起那段时间。我不是一个暴躁的人，但那时我会打孩子。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一件小事，我可能就会被引爆。有时候，开车下班路上，甚至会和路人发生冲突。

　　 麻木是一种内伤，意味着你的情感能力在下降

　　我们经常听到医生说，“见了太多的生老病死，已经麻木了”。麻木是什么？是因为反复的创伤，个体选择的一种逃避机制。

　　麻木是一种内伤，意味着你感受不到痛苦，但是你也感受不到爱，你的情感能力在下降。

　　现在很多医院开始做临终关怀，特别好，最起码我们开始谈论死亡了。一个病人去世，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作为医务人员，全天目睹死亡和痛苦，我们经历的是无数个家庭的悲剧，但我们遭受的创伤却从来没有人关注过。

　　只有医务人员被关怀、被支持、被医治，他们才有能力去关怀、支持和医治病人和家属。

　　我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之初，就下定决心，我要去关怀病人，投入情感，这和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

　　我的父亲在33岁的时候因结肠癌去世，就在我后来工作的医院——兰州大学附属医院。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我父亲得了癌症，晚期，只有我母亲不知道。她日日夜夜在医院照顾我父亲。父亲身体上只要有不舒服的地方，她就去找医务人员。但是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只能同情她。

　　这些都是我母亲后来回忆起来告诉我的。母亲还告诉我，医护人员的职业化，为了保护患者家人的隐瞒，其实对她是有隐性伤害的。

　　我现在从事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东启和我说了他的经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避讳谈论死亡，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正式告别过，但是死亡的阴影却一直伴随他成长。在医院内部，我们也很少公开谈论死亡对于我们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种影响可能无处不在。

　　Chapter 3

　　 “心肠硬才能当医生”正在被纠偏

　　在和胡医生交谈了几次之后，东启意识到，即使母亲已经离世20年，在医生面前，他却借由母亲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患者家属”，他和胡医生之间也由此建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医患关系。

　　在这个关系层面上，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也分享着彼此因为家庭和医院内部对“死亡”的沉默带来的创伤。

　　想让医生们敞开心扉谈论这种创伤并不容易，“医生职业化的训练会让他们主动去屏蔽很多情绪，这些被屏蔽的情绪其实是放在了一个很隐秘的地方。”东启说，他希望，“患者家属”的身份，他个人的经历，可以帮助他访谈更多医生。

　　目前，他的志愿小团队共有4个人，除了他和胡医生之外，还有一位希望以此作为研究方向的医生，一位兰州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们都做好了长期投入这项工作的准备。

　　东启希望做到的，是给医生们寻找一个倾诉的出口。但是他清楚，更重要的，是给医生们一个谈论死亡创伤而不必感到“羞耻”的正当性机制。

　　其实，医疗系统内部也在反思这一问题，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内科医生、文学学者丽塔·卡伦（Rita Charon）于2000年首先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心肠硬才能当医生”的观念正在被纠偏。

　　以往的医学教育认为，医生的麻木和自我钝化是一种需要。但叙事医学不是这样，它希望医生能感动，感动之后，再根据你的能力采取行动。

　　和医院规范化的病例语言不同，叙事医学也鼓励医护人员写“平行病例”，写对患者、职业的反思。这似乎就是东启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出口”——通过书写，医生不再需要压抑负面的情绪，他们也不再因为谈论职业上遭受的创伤而被批评“不够职业”。

　　从关注“死亡沉默”对小家庭的创伤，到现在转而关注医务人员面对死亡的创伤，东启一直希望“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是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句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