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岁罹患小儿麻痹症，他用20年时间成为医学专家

　　许利军今年四十出头，发际线有些靠后，说话的声音很轻。作为医生，他显得有点“特别”——3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让他与拐棍作伴至今。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一路历经高考、考研、读博……期望能够自食其力，走出农村，实现个人境遇的不断跨越。工作了十多年后，他终于在杭州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如今，他在生活和事业上都稳定了下来，成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1976年出生于河北易县的许利军，是家里的长子，他下面还有个妹妹。家里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困难户。3岁那年，因为“漏吃了一颗糖丸”，他罹患了一种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从此，许利军成了别人眼中的“残疾人”，至今都只能依靠拐棍行动。

　　家里的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让原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家里不惜花光所有积蓄，分别在他6岁、8岁和10岁那年给他做了三次儿麻矫形手术。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后，母亲不幸罹患肺病，父亲也得了风湿，无法下地劳作，一家人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但为了让许利军“长大后有能力养活自己”，全家人还是咬着牙供他读了书。

　　童年的许利军，由于身体原因，无法跟别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只能与书本为伴。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将是他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最为亲密的“朋友”。

　　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许利军顺利考进了县一中。这时候，为了供他继续读书，父亲让学习成绩更好的妹妹去读了中专。这让他至今觉得亏欠妹妹。

　　高中的生活是艰苦的，刚上高中的时候每个星期只有五块钱的伙食费，这点购买力在当时基本上只能满足一餐一个馒头加一个素菜的水准。衣服都是穿亲戚家孩子穿剩下的。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在拐棍的陪伴下，许利军读完了高中。

　　1996年，许利军参加了高考，一贯品学兼优的他本可以上一所重点大学，却再一次遭到了命运的捉弄。当时，很多学校都不招残疾人，这让许利军备受打击。

　　最终，他去了离家四百多公里的滨州医学院。原因很简单，滨州医学院招收残疾人。

　　许利军一开始并不想学医，他的兴趣在数学和物理上。但是在班主任的劝说下，也为了“将来给自己留条后路”，他还是填报了临床医学专业。

　　学医的生涯是艰苦的，因为身体上的原因，许利军要比一般的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他深知，要想在医疗上有所作为，自己还要继续读下去。

　　2000年，许利军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考试。考试之前，他给国内30多位知名教授写了自荐信，自述他尽管从小罹患小儿麻痹症，但吃苦耐劳绝不亚于常人，希望他们能够“收留”自己。最终，有两位教授回复了他。其中一位沪上知名医科大学的教授对他说：“只要你考到第一，我就要你。”

　　从小就不服输的许利军，顺利考取了第一名。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那个教授还是没要我”。

　　“落榜”后，许利军并没有过多怨恨谁，尽管郁结于胸，他却依然能够理解教授，“自己确实身体不便，也不能都怪别人”。

　　新千年的夏天，许利军从滨州坐火车回到了易县老家。“名落孙山”带来的失落感，很快笼罩了整个家庭。父母和妹妹怎么也想不到，一贯成绩优异的他，竟然会无学可上。

　　那个夏天，是许利军迄今为止过得最恍惚的一个夏天。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是秋天了。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许利军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于是，在那个北国的深秋，他重新拾起了课本。

　　在师兄的介绍下，许利军辗转联系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吴南屏教授。“我当时问吴教授要不要我，她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我学习成绩好她就要。”多年后，许利军回忆起当时的一幕，依然略带欣慰，“后来，我就成了吴教授的学生。”

　　2002年的夏天，许利军坐了19个小时的火车，一路风尘仆仆来到杭州。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江南，许利军的内心却十分平静，历经了诸多磨难后，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就这样，在杭州这座江南古城里，许利军度过了5年的硕博生涯，专攻艾滋病。

　　在杭州期间，许利军还初次品尝了恋爱的滋味，后来这个女孩成了他老婆。“得知我的身体状况，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许利军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都亏了我老婆，是她的坚持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用她的话说，我这个人除了腿不好，其他都好。”

　　博士毕业后，许利军囿于所学专业和“腿”的问题，依然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尽管自己是名校的博士生。后来，许利军辗转去了当时的一家三甲专科医院——福州传染病医院（后改名孟超肝胆病医院），跟随著名艾滋病专家叶寒辉教授开展临床工作。

　　尽管在书本上研究了多年艾滋病，但许利军直到进了临床，才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他丝毫不感到恐惧，内心也很平静。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不恐惧，是因为有了硕博期间整整5年的铺垫。”

　　2010年，浙大一院新建艾滋病病房，许利军申请调回。在医院9号楼的3楼感染科病区，许利军与同科室的十多名医护人员一同守着20张病床，度过了十载芳华。

　　从事了近十年艾滋病诊治工作，许利军从一名小医生成了科室的业务骨干。在诊治病人的过程中，许利军不太关注病人怎么传染的，只管尽心给患者医治。在他看来，社会上仍存在着不少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解。

　　“医院是人性集中体现的地方，而艾滋病房更是如此。”许利军坦言：“中国人还是很善良的，大部分家庭，不管是妻子、丈夫、老人还是孩子感染了艾滋病，家人都会选择陪他们一起度过。我接触过的艾滋病人也大多非常安静，他们耐心等待、井然有序。至于危害社会的情况，我接触的病人中几乎没有。”

　　做了十多年医生，许利军治疗的患者不计其数，但毕竟是感染科，侵入性操作较多，各种穿刺、置管也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下。

　　2013年春日的一个午后，许利军照常给病人进行腹腔穿刺，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操作，却发生了意外——他不小心被穿刺针扎到了。为此，他还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阻断治疗。

　　“当时的阻断药还比较低级，吃下去后副作用非常大，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恶心呕吐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了，饭都吃不下去。”许利军想起那段经历，依然紧锁眉头。

　　“艾滋病感染的初期，只要坚持治疗，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许利军告诉“医学界”，从临床收治情况来看，当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中，老年人和男性同性恋者比例较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数据显示，2017年报告感染者中异性传播为69.6%，男性同性传播为25.5%。作为主要传播途径，性传播波及范围广泛，影响因素复杂多样，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更加艰巨。

　　有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得了结核性脑膜炎，不能说话，走路都困难。“病到这种程度，已经进入了危重期，很难恢复正常了。”许利军介绍说，这个小伙子是一名同性恋者，也因此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除了同性恋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最多的还有老年人”。许利军介绍，他诊治过的病人里，年龄最大的98岁。

　　有个艾滋病患者并发重症间质性肺炎，辗转多家医院，最终带着氧气瓶被送到了浙大一医。收到许利军的病房后，他给患者仔细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患者左侧腕部有个小小的柔软包块。许利军立即对包块进行了穿刺，发现了结核感染的证据。考虑患者肺部可能合并结核感染，许利军加入了抗结核药物，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患者转危为安，出院后又恢复了正常生活。

　　后来，许利军去该患者所在地给艾滋感染者做健康教育，这位患者突然当着上百人的面，跪在许利军面前给他磕头，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性格一向坚强的许利军，当场留下了眼泪。

　　2017年，许利军获评“浙江省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病人十大感动人物”。

　　尽管与艾滋病病毒斗争了这么多年，但是许利军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人类目前对病毒感染的治疗探索出了很多新方法，但依然无法彻底攻克艾滋病。

　　有一位晚期艾滋病患者，合并严重的贫血、肺炎、鸟分支杆菌感染等诸多并发症，已经明显救治无望了。这时候，许利军只能给与患者更多“安慰”。患者死后，他的哥哥对许利军说：“许医生，能不能请您吃个饭？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最好的医生。”

　　许利军告诉“医学界”，结婚前，他一度不敢告诉岳父母自己是治疗艾滋病的医生，而现在，自己的女儿则会自豪地说“爸爸是个很厉害的医生”。

　　面对当前艾滋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的现状，许利军表示，他最大的心愿是控制并消灭艾滋病，而在医学还没有进步到这个阶段之前，他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受到公平的对待。“在保证他们生存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