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药房的30年变迁：治疗药品少而廉

　　30年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大包大揽，统购统销。
　　
　　那时候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几乎所有的生活资料都须配给供应，大米、食盐、面粉、猪肉、食油、香烟、火柴、煤油等等，都要凭供应指标才能买到。药品虽然是特殊商品，其流通方式也完全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行，当时医院药房是药品的主要提供者，基本上是药品流通的唯一终端。笔者在医疗机构药房工作了30多年，希望通过梳理30年来在医院药房工作的经历，对上世纪80年代药品流通终端的情况作一回顾。

　　治疗药品的“少”与“廉”

　　忆当年：

　　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有句顺口溜：“感冒发烧，APC三包。多喝开水，少吃辣椒”（APC：解热止痛散或片，由阿司匹林、非那西丁以及咖啡因组成的一种抗感冒药）。一包APC散1毛钱，一日3次，服3天还不到1元钱。

　　另外，治疗感冒还有银翘片（治风热感冒）、荆防散（治风寒感冒）等中成药，或者是请中医开中药方剂煎服，价格都很低廉。与现在抗感冒药几百种，治一次感冒需要几百元确实不能同日而语。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在防病治病时，更多提倡的是“一根针、一把草”（即针灸使用的银针和自行采集的草药）。

　　30年前，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少，药品经营企业实行全国统一规划，省以下统一管理，各省建立省级医药公司或药品贸易中心，地市级建立药品供应“二级站”，县一级建立“三级站”，形成以“二级站”为主体、按商品自然流向调拨的药品供应网络。所有药品都须通过计划调拨，层层下达指标，层层调拨，价格统一管理，经济统一核算。

　　当时的药品销售是一种“供销”模式，完全没有“营销”的概念。至于药品价格，执行的也是全国统一价（当时别说药品了，针头线脑的都是政府定价）。国家对绝大部分药品的价格从出厂、批发和零售三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供应到医疗机构的药品也很少，一个县级医院药房的常用药品大概只有500余种，医生治病用药时的选择余地很小。

　　计划经济时，医疗保健执行的是低保障、高覆盖。治疗用药一般都很简单，以口服为主，注射为辅。除了急救和患者不能口服时，很少进行静脉输液。那时的药品品种少，剂型比较单一，包装简陋，很多口服药品都是1000片的棕色瓶装，药师调剂时需要拆零，但价格都很便宜。

　　医院药房的“小”与“全”

　　忆当年：

　　有一年的年底，我们医院急需消毒用乙醇，当地医药公司缺货，就让我自行去省医药公司采购。我只得拿着当地医药公司的申请计划，乘公汽到200公里外的省公司购货。

　　我对那一次提货后返回时的经历尤其记忆犹新。当时我雇了一个架子车从省公司将货运到汽车站，却因为乙醇是危险品，公汽不让载；又转到轮船码头，客船也不让载，要求托运。由于医院等着急用，我只能向船员求情，并承诺将货堆在船的甲板上，我守在货的旁边负责安全。就这样，我在甲板上顶着刺骨的寒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才将乙醇购回医院。

　　30年前，国家医药工业发展滞后，药品供应品种少，剂型单一。当时的医院药房都很小，药师工作是小房间，发药是小窗口，贮药是小药柜，调剂是小转台。医药公司对药品销售终端既没有售前服务，更没有售后服务。医院药房采购药品，需要采购员（一般都是兼职的，笔者当时就做过兼职采购员）去医药公司上门采购，而且还要拉着架子车去医药公司提货，没有“送货上门”一说。当时的药品采购都是按部就班的，既不担心药品缺货，又不用担心药品压库，医药公司和医院的药品库房都很小。有时遇到一些急需的、超计划药品采购，还必须去省公司临时采购。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时的药房虽然小，功能却很全。因为当时药品供应短缺、品种单一，许多临床治疗需要的药品只能由医院药房调配。譬如，一些稳定性差、效期短的制剂，如水合氯醛溶液、胃蛋白合剂、复方碘溶液、甘草合剂、三溴合剂；儿童用的退热散；外用的红药水、紫药水、碘酊、百部酊；治疗腹部疼痛的颠茄合剂等等，都是在药房临时调配的。

　　所以，当时药房虽然贮药柜不多，但是天秤、乳钵、瓶瓶罐罐等调配药品的用具不少。后来这些医院制剂因需求量大，许多医院还建立起制剂室批量生产。在当时，这些医院制剂确实为药品市场供应不足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药品供应的“涩”与“畅”

　　忆当年：

　　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至今印象很深。1976年的一天，因一家鞭炮厂发生爆炸，我们医院一下子来了20几名伤员，抗感染的青霉素针不够用，找当地医药公司求援，没有货。因为当时的青霉素供应十分紧张，各医院都是按指标供应，对这样突发事件所需的药品，必须重新向省公司递交报告，审批后才可能供货。报告的流程是：医院提出申请，县卫生局、商业局（医药公司的主管单位）盖章，再由医院和医药公司共赴省医药公司，找供销科审批后，付款提药。

　　我和医药公司一位供销股长一起坐了六七个小时的班车从县城赶到省城，下车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省公司（当时没有的士，只能挤公汽），但已经过了下班时间。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去了省公司供销科，从早上磨到下午，自费搭上一包好烟（永光牌的武汉烟），才批了我们申请数量一半的青霉素针，并要求搭销一些滞销的近效期的软膏、片剂等。可见计划经济时，药品供应之“涩”。

　　但是，笔者还经历了另一件事，又反映出那时药品供应的另一面。1977年，有一家矿工食堂的炊事员错将化验室的氯化钡当食盐用了，造成几十名矿工钡中毒，急需一种专用解毒剂“硫酸钠注射液”，县公司没有货，省公司也没有货。当时的通讯和信息十分不畅，不知道哪里有货。好在当时国家为适应战备需要，拨出专款在全国建立了13个药品储备库，创建了我国的药品储备体系。所以，通过这个药品储备体系在事发后两小时就找到了救命药——上海有货，并通过部队派直升飞机送药过来，使绝大多数中毒矿工得救。这种畅通的应急机制，又体现出当时国家建立的药品储备体系和药品统一管理、层层调拨的供应模式的有利一面。而现在出现诸如人血白蛋白、亚甲兰、抗蛇毒血清等救命药紧缺时，医院药房还不知道去哪里找到这些救命药。人血白蛋白的供应甚至出现了正常渠道没货、高价黑市有货的怪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市场缺医少药是不争的事实，许多药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严重。医院药房在购买某些药品时还要请医药公司的经理批条子。那时企业原材料采购和生产计划完全靠上级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也不计盈亏，盈利了交财政，亏了向财政要。药厂是上级下多少计划就只能干多少，至于产品卖到哪里、卖多少钱、用户有何反应都与药厂无关。因此，药品流通是完全的卖方（医药公司）市场，买方（医院药房）采购药品既没有选择的主动权，更不可能按临床需要执行药品采购。卖方（医药公司）也只关心药品供应计划的完成，很少考虑市场需求，药品供应链条比较涩滞。

　　计划经济时，药品生产能力低下和计划调拨的药品供销管理模式，是造成药品供不应求、生产企业工作效率低、药品流通涩滞的主要原因。不过，当时国家建立的急救药品储备制度和药品统一管理、层层调拨的供应模式，对于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药品供应，还是很畅通的，体现了政府在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上不错的公信力。

（实习编辑：肖晓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