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研讨会：“给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问个诊”

　　“为什么要重视并推进分级诊疗？原因有三：一是要提升我国医疗服务的效率，需要从制度层面重构目前的医疗服务体系，分级诊疗是一种制度选择；二是分级诊疗是实现优质医疗服务可及性目标的具体有效路径；三是分级诊疗可以提高整体医疗系统的运行效果。”3月26日，在召开于北京的“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研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的发言，将会议讨论带向高潮。

“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研讨会

　　这是第二届“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研讨会。会议由人民政协报健康周刊、人民政协报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华医心诚（北京）医疗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分级诊疗需各级医疗机构都“术业有专攻”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是我国持续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构建和推进，还存在诸多问题和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目前社会、政府、业界对分级诊疗制度的认识和把握，并未完全到位，也还存在各种分歧。即便在业界，也有不少人认为基层医疗就是低水平的医疗，这是不科学的。初级医疗服务并不等于低水平的医疗服务，这是亟待纠正的观点。”方来英强调。

　　“举例来说，疙瘩汤是北京菜系一道特别平常的菜，但让粤菜厨师来做就勉为其难。即便粤菜厨师认真了解了疙瘩汤的做法步骤，所做出来的疙瘩汤和北京厨师的疙瘩汤相比，也口味完全不同。可能，五星级酒店的粤菜厨师做出来的疙瘩汤，还不如北京一家小餐馆的厨师做出来的更合我们胃口。这就说明术业有专攻。同样的道理，分级诊疗需要达到的结果，并不是区分不同层级的优劣，而是根据不同定位，各级医疗机构都各有优势和特色。”方来英举例说明。

　　方来英委员的发言，也获得了多位专家共鸣。身为一名全科医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丰台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对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难点也深有体会。他也表示，如果将分级诊疗制度的分级定位为上下级，这种制度就很难真正实现。

　　“确实如此，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是在每个层级都应有高质量的医疗机构，就如同大学、中学、小学仅是定位不同一样。目前来说，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关键在基层医疗机构‘提质’上下功夫。”吴浩说。

　　“因为，只有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满足基层百姓大部分的医疗服务需要，分级诊疗的‘底儿’才能兜住。现在很多老百姓不愿意到基层看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基层医院看不好病，甚至误诊误治延误了病情。”吴浩介绍，方庄社区为提升服务能力所探索的经验，是利用人工智能赋能中心的全科医生，并构建智慧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让老百姓在就医的过程中拥有获得满和满足感。

　　据记者了解，去年方庄社区的“智慧家医”模式还入选北京市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展，被市政府重点推介。

　　“医共体”是分级诊疗的重要出路

　　“其实分级诊疗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因为医保支付体系不完整、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不够、信息化建设和共享的程度不强等因素，我国要建设成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苗艳青表示。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杨爱明看来，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是助力分级诊疗的一条重要出路。他也分享了协和医院与北京第六医院、龙湖医院等建设医联体的经验。

　　拥有2000张病床的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病床只有五六十张，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症病人很多，住院很困难。为缓解患者住院难，近两年在东城区政府的促进下，北京协和医院与北京第六医院、北京普仁医院等构建了医联体合作关系——由协和医院来处理急危重症病人，待病人度过危重期且病情稳定之后，将患者转至合作的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和照护。

　　“这种合作，首先是盘活了病床资源，让协和医院和二级医院的病床都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这种合作，同时也是一种分级诊疗，协和医院发挥在急危重症方面的救治优势，合作医院承担起筛查、开药、术后康复等职责。并且，因为是合作关系，协和医院的医生也会下到这些合作医院来查房、讨论病例等，带教这些医院的医生。可谓是一举多得。”杨爱明说。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终生名誉会长殷大奎

　　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终生名誉会长殷大奎赞可北京协和医院的医联体建设。他也同时强调：“医联体是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是强基层的重要措施，是大医院让百姓受益的战略性措施。但医联体只有真正‘联心’，成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也即‘医共体’，才是可持续发展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还建议，构建区域医疗中心，实现医疗服务体系的扁平化，也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抓手。

　　医生多点执业需要“合理合法”的出口

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

　　要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除构建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医生多点执业也是一条重要路径。早在2015年，落实医生多点执业就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但总的来说，几年时间过去了，医生多点执业依然面临着弹簧门、玻璃门，并没有实质上的推进。”霍勇遗憾地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表示，因目前医生多点执业还面临着诸多利益上和管理上的冲突，主动调动和发挥公立医院参与多点执业的积极性，或许是一种不错的探索。

　　张澍委员所在的阜外医院也已经做出了实践。作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近几年阜外医院通过省部共建，建设了几个心血管病区域性医疗中心，如云南阜外医院、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阜外深圳医院等。其中云南阜外医院已经为当地贫困儿童心血管病救治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患者以往能够有北京的专家救治，比“上天还难”。

　　霍勇委员建议，长远来看，多点执业的设计一定是在有效的分级诊疗体系中实现。“关于医生多点执业，国际上有很多平台式医院，比如美国有很多医生集团平台，医生可在一个平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专业开展多点执业。在我国，医生集团平台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但事实上，只有医生的相当一部分收入，在社会服务或者是在商业模式下市场化的机制中得到回报，多点执业才能成为可能。”霍勇表示。

　　“实际上，医生多点执业，也是实现医疗资源均质化的重要路径，而医疗均质化是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保障。”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表示，最近两年，她作为中国医师协会志愿医师分会会长，多次带队中国志愿医生赴全国各地的国家级贫困县，开展医疗技术扶贫行动，“这些行动也都涉及到医生的多点执业”。

　　“医疗是需要法律许可的。目前我国医生‘单位人’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志愿医生帮扶行动的开展。所以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出台法律条文细则，明确医生可以多点执业范围和时间等，让医生成为全社会的资源，以改变目前医生多点执业‘叫好不叫座’的现状。”凌锋呼吁。

　　“加强顶层设计，从法律层面认可医生多点执业”，也是方来英、杨爱明以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温建民、徐亮、史大卓等多位专家的共识。方来英还建议，改革医疗责任险和医院现有的用人制度，实现医生的执业资质和注册地点可分离，让医生多点执业拥有“合理合法”的出口，这样将会有更多百姓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