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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南京 「彭宇案」轰动全国，「扶不扶老人」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
虽然多年后彭宇承认，自己当时的确与老人发生了碰撞，但判案的逻辑影响深远，这个案子至今是拷问社会道德和人心的标志性事件。
恰巧，「彭宇案」发生的那一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航站楼配置了针对心源性猝死的急救神器——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被视为AED进入中国的起点。
12年来，上海、杭州、深圳、海口等大城市的公共场所也陆续配置了AED，甚至某些小城市也通过捐赠等形式安装了少量AED。
12年过去，AED在我国不再是空白，但像「扶不扶老人」一样，面对AED的我们依然面临着「不敢用」的尴尬！
救别人的命，却给自己找麻烦！
靓靓在北京工作，最近她所在的公司组织了一场急救培训活动，其中一项就是AED的使用。在这次培训之前，靓靓对AED的唯一了解是北京电视台的一条公益广告提醒「有些公共场所有AED之类的急救工具」。
虽然知道有AED这种东西，但出入地铁、商场、火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靓靓并没有特别注意过AED，也没见过特别明显的标识。这次培训以后，她觉得自己会更关注「AED放在哪里」。
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发病人数超过54万，80%的心源性猝死是由心室颤动，也就是心脏出现极快而不规律的心律失常导致的。AED可以给心脏一定的电能量进行除颤，当室颤消除，心脏也就能恢复正常工作。
「了解了AED，如果以后在公共场所遇到猝死的人，会施以援手吗？」当39深呼吸（ID：shenhuxi39）抛出这个问题时，靓靓犹豫了几秒钟，最后她说：「如果真有一个人倒在你面前，不是敢不敢用AED，而是敢不敢接近这个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是的，比起会不会用AED，「敢不敢用AED」是个更棘手的问题，一不小心救人的好人反而可能成为被告。
为了不让好人伤心，社会尝试用法律解决这一困境：
2014年，杭州市就通过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其中明确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不追究有关法律责任；
2015年，杭州又通过了《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强调「救人者无须自证清白」；
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紧急现场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正式实施，其中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保护善意救助者的法律条例似乎越来越多，但并非尽善尽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专业人士介绍，医疗损害领域，存在司法鉴定与医学会鉴定的双轨制，而鉴定有时候也难以查清楚相关问题，尤其是损害认定中的因果关系。
比如，如果救助人和被救助人诉诸法院，法院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也可能依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让当事人分担损失，而实际上难谓公正，这就给施救人增加了法律风险，造成困扰。
「普通人经济能力有限，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位专业人士表示，法律鼓励人民乐善好施，救人于危难之际，然而干涉他人之情事，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救助之人应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关爱他人，值得赞扬，但也要量力而行。
AED培训必须面对面！！
从「敢不敢用AED」拷问道德和法律，也拷问AED的培训缺失。
AED进入我国不过12年，但实际上它在1979年就问世了，20世纪90年代欧美国家就在机场、车站等人群聚集地配置AED，并面向警察、消防员、急救员、普通大众进行相关培训。
但在我国，就像靓靓所在的公司培训，关于AED的科普培训十分零散，缺少引领性的政策文件。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田颖曾到学校、小区，进行心肺复苏、AED等方面的急救培训公益活动。她印象最深的是，拿着一个从事AED行业的同学送的一个模拟器，去学校给初一三个班的同学讲课。
「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还互相模拟，后来有家长反馈说，孩子回到家还教大人这些知识。」 这让田颖医生感到开心，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她更希望将AED等急救的科普纳入学校的常规课程，「从幼儿园，从小学就开始，那么未来的几年、几十年会有更大的进步。」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何忠杰提出了「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理论并进行了自救互救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普及，他认为，AED是「白金十分钟-自救互救」的技术之一，必须普及给大众，这是时效性规律决定的。
很多人不敢用，是对时效规律不认识，技术不掌握导致的。由于培训不到位，不了解AED，甚至对AED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比如，有些AED旁边贴着「仅限专业人士使用」，但实际上，AED的操作十分简单，本来就是面向大众老百姓设计的急救工具；
比如有人担心自己知识不够，无法判断倒地的人是否需要AED。其实，AED是一个有语音提示的傻瓜式机器，会自动判定这个人是否需要除颤，不会发生不需要除颤却除颤，给被救者带来危险的情况。
「要让大家在身边就能找到学习这些技能的地方，看个视频就能懂了吗？最好还是有面对面交流的场景。」何忠杰说，这样大家才会用，才敢用。
他和专家们发起的「白金十分钟全国自救互救志愿服务联盟」就聚集了一大批具备医学专业背景志愿者，每月最后一周的周六联合北京市应急志愿者在北京各大商场进行急救知识的科学普及，11月24日下午就在北京王府井举办了一次。
另外，联盟还在2017年发起了 「白金十分钟-邻里守望」-公共空间急救普及活动中国行的公益项目，兰州、洛阳、枣庄（2-4个站）、赤峰、金华、邵阳、新余、梧州、敦煌、榆中、庆阳、深圳、遵义等与北京同步举行活动，齐力宣传包括AED在内的急救知识。该项目还获得了国家卫健委文明办颁发的「全国健康行业志愿服务铜奖项目」。
不过，何忠杰也坦言，这种基于大商场的培训面向的是流动人群，谁来遇到了撞到了，感兴趣就来学学，优点就是一家人可以一起演习。
「单靠民间组织，没有太多精力和能力去组织更大规模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
平均400万人一台AED
培训可以用几千块钱的AED模拟器，真正救人的是上万块的AED，但我国AED的数量显然不够！
田颖医生曾在美国梅奥诊所工作学习一年，她明显感受到「美国AED的安装很多，即使是在会场，可能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安装1~2台，带着雷电的标志，提醒大家注意。」
相比之下，AED在我国的配置和使用还处于起步阶段，首要的问题就是AED的数量远远不够！
在美国，平均每10万人配备317台AED，日本每10万人配备235台，而在常住人口超过2400万的上海，截至2017年初，公共场所AED的数量不过600余台，平均下来400万人才有一台。
首都北京的情况也不乐观，最典型是日均客流超过1000万的北京地铁，一台AED都没有！2016年6月29日，天涯副总编金波因为心脏骤停倒在北京地铁，虽然有路人对其进行心肺复苏，但等急救人员赶到，他已经死亡。
田颖医生曾联合一个从事AED行业的朋友曾试图捐助一些AED，希望放在北京地铁，「当时和地铁相关部门联系，他们以没有政策，没有地方放，没有许可，最后就没做下去。」
「很遗憾，很难过。」田颖医生说。
金波猝死在北京地铁是北京的初夏，那年春天召开的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就曾联合霍勇、韩雅玲、张澍等心脏病领域的专家，呼吁「改进公共场所自动体外心脏除颤器（AED）应用」，其中就包括定义各级城市AED覆盖要求，实现AED的广泛覆盖。
2017年，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谢双成、陈怡霓两位委员曾提交了关于在公共场所普遍配置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的提案。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委在2017年7月的答复函中表示，将联合财政部、财政部、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积极探索城市公共场所配置和推广AED试点工作。
答复函中还提到，到2020年，全国各省级红十字会和30%以上地市级红十字会建成标准化培训基地，实现急救知识的培训、体验、传播，为广大社区居民和学生参加应急救护培训与体验活动提供场所。
从道德到法律，从卫生部门到财政部门，AED这个小小的盒子背后牵扯的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这也注定推进的过程不会太快，但生命从来不等待，能快一分钟，就不要让大家多等一分钟吧！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专家姓名外均为化名）
丨本文指导专家：
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 田颖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主任 何忠杰
(39健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