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手术引发争议 交叉供肾手术合法的前后

　　5个月前的一场两个家庭之间的交叉换肾手术让这家医院成为了国内议论的焦点。而近日卫生部做出的“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叉供肾是合法的”决定，则为这场争议画上了句号，让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的病人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这是一次生命权利的进步，更是一次社会的进步！”作为那场手术的主刀医生，海南农垦总局医院院长肖劲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对记者说起了当时的情景。

　　缘起：

　　一场手术引发争议

　　1月6日上午9时许，海口火车站，来自湖南常德的何志刚夫妇和表哥史道红，面容憔悴地从由广州直达海口的K407次旅客列车上走下，身后是同样来自常德的17岁女孩何一文及其父母。

　　何一文与39岁的何志刚都是尿毒症患者，2007年底，在急需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挽救生命时，却不得不面对亲人们能够提供的肾源都未能配型成功的无奈。但是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却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受捐者何一文的血型是O型，其父亲何大兵(捐献者)的血型是A型；受捐者何志刚的血型是A型，其表哥史道红(捐献者)的血型是O型，如果能交叉互换一下，这是两个“绝配”。两个家庭欣喜若狂，就等医院实施手术了。但是，由9名专家组成的广医二医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却以8：1的投票认为，交叉捐肾违法，应暂缓手术。

　　正在何一文和何志刚的生命被无情的病魔进一步吞噬的时候，2008年1月4日，他们接到了曾求助过的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的回复。肖劲逐院长在电话里说：“我看了有关资料，认为交叉捐肾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妨来海南。”

　　1月6日下午4时，农垦总局医院召开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议，包括医学伦理专家、海南医学院教授黄元华以及资深律师贾雯在内的13名委员一致认为交叉换肾手术可行。医院遂于1月7日实施了手术，并取得圆满成功。

　　但此后，随着广东省卫生厅一位领导的质疑和众多媒体的报道，这场救命手术引起了卫生界、法律界的广泛争议。而争议最大的则是这一手术的供捐对象是否符合2007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二章第十条的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甚至有专家指出，交叉换肾手术建立在交换的前提下，一旦失败，将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一方索赔；二是收回向对方提供的肾脏；三是找医生算账。

　　让农垦总局医院感到欣慰的是，不仅手术成功了，而且还有许多专家表示支持，并认为交叉换肾是亲人间接的自愿无偿捐献，并不违背《移植条例》。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海南交叉换肾手术是否合法，卫生行政部门将进行专题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一时间，手术成功的喜悦被笼上了一抹愁云。

　　手术：

　　惊心动魄中的平安

　　“面对患者绝望中的求助，我们一致认为生命是第一位的！”同样主刀了那场手术的张国庆医生自豪地对记者说，汶川大地震中，国家领导人发出“救人是第一要务”的命令，更让他们坚信当时做出的“生命第一”的选择没错。

　　张国庆，海南农垦总局医院泌尿外科、男性病专科、肾移植专科主任。回忆起1月7日的那场手术，他感慨万千。

　　“从1月6日医院召开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会议讲起吧。”张国庆仿佛又回到了那次紧张的讨论会上，“尽管最后是全票通过，但其间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他说，大家主要围绕两大方面进行了讨论。一是手术效果，这场两个家庭之间的换肾手术，实际上由四台手术构成，即何大兵和史道红的肾脏摘除术，和何一文与何志刚的肾脏移植术，一旦哪个环节出现纰漏，后果都不堪设想。再就是法律上的问题，即这起手术是否符合“有证据证明活体器官的接受人与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这一规定。

　　“但后来我们统一了思想。一致认为只要符合"病人利益最大化、对公共利益无伤害、捐受双方充分知情并自愿捐受"等要求就完全合法。”张国庆眉宇间流露出一种自信。他说，在肖劲逐院长和黄元华教授以及贾雯律师的分析下，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们一致认为，此项手术更准确地讲，是“交叉用肾”，而非广东媒体最开始宣传的“交叉换肾”。即第一家的捐肾者捐肾给第一家的受捐者，第二家的捐肾者捐肾给第二家的受捐者，医院只是将使用者进行了交换。同时，依照《移植条例》与《宪法》、《民法》等“大法”相碰撞时“大法优先”原则，医院最终做出病人生存权优先的决定。

　　“当然，手术中的平等原则也是关键。”肖院长补充道，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医学伦理上的绝对公平，他们在安排手术时都是同步进行，即在进行何大兵和史道红的肾脏摘除术时，都是同步消毒、麻醉、取肾、洗肾，以防有一方突然反悔，导致手术的不公平。并均衡配备医护力量，使两个家庭享受平等的医疗服务。

　　“其实，压力最大的是肖院长。”医院肾移植专科护士长傅小莉说，如果手术失败，或是卫生部最终没有认可海南对《移植条例》的理解，那么肖劲逐无疑将被作为第一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我们国家的肾脏移植手术水平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面对患者和家属无助的眼神，我只想尽可能地把最好的技术用在患者身上。”肖劲逐在医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里淡淡地对记者说。

　　调查：

　　卫生部出台文件认可

　　“卫生部调查组来后，当天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肖院长回忆道，虽经院方多次挽留，但因经济紧张不愿再给医院添麻烦的何一文、何志刚一行还是在患者初步康复后，于1月14日出院返湘了。就在他们回湖南的第二天，由卫生部医政司领导、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专家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组成的卫生部调查组来医院进行了专项调查。

　　“调查组审查了所有的手术资料后，当晚就表态，虽然我们在公证等细节上还有所不足，但是我们在大原则、大方向上没有失误。”笑容再次不经意间浮上了肖劲逐的脸庞。

　　“不过，在卫生部没有最终出台文件肯定之前，我们也不敢再贸然行事了，甚至还把肾移植手术停了一段时间。”

　　“那一段，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医院外联部的王志刚告诉记者，手术后的一个月内，除了本地媒体，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也纷纷派出记者，对此次手术进行报道。不少职工也感到了压力。但是此时，社会舆论开始向海南农垦总局医院倾斜了。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表示关心。”肖院长说，包括来自我国最早的器官移植机构———同济医科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曾凡军教授、曾拒绝此次手术的广医二医院的器官移植专家老陈，还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领导，都明确表示支持这次手术。而一项网络调查也显示：支持交叉换肾的占到95.25%，反对者仅占2.89%。

　　“最高兴的当然是听到卫生部的明确表态！”肖院长开始有些激动了。他介绍说，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6月13日在上海出席第三届中国移植运动会暨第二届中国器官捐献纪念日时，明确表示，5月份举行的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已作出决定，“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叉供肾是合法的”，这个决定已成文下发给164家获准开展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记者郑彤)

　　连日来，卫生部下文允许交叉换肾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盛赞法规解释的人性化。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不如已回到常德的何一文和何志刚的话来得直接。何一文说：“由于尿毒症的影响，我的左眼几乎失明，右眼也只有一点微光。如果换肾手术早点做，不拖那么久，我的眼睛可能也不会成这个样子。”而已能正常工作的何志刚则表示：“我觉得我们吃的苦还是蛮值得。想不到我们惊动了国家的法律，为后面的病人清除了障碍。”

　　当然，也有专家不无担心，怕如果随意许可交叉换肾，有可能给器官买卖提供可乘之机。对此，肖劲逐表示；“社会在进步，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杆秤，正确理解法律法规，将最好的技术给病人，就一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对于网民盛赞海南交叉换肾是“人性的进步、法律的进步”的说法，肖劲逐有些动情地说：“只要是公正评价，我们都接受！当时我们只是站在患者第一、生命第一的立场上罢了。”他说，能借这个机遇促使国家相关部门对《移植条例》中不完善的地方、描述不准确的地方进行解释、修改，推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那是求之不得的。

　　“其实我们肖院长也有点傻。”在将要结束采访的时候，肾移植专科的一位护士突然对记者说，“这次交叉换肾，相当于四台手术，不仅风险大，按正常来说至少要收15万元的医疗费，可是我们医院免这免那，只收了人家三万六，还倒贴一大笔！”

　　关于这个说法，记者在农垦总局医院的住院部结算单上找到了印证。

　　“生命远比金钱重要！我更关注的还是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肖劲逐转移了话题：“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器官移植事业难就难在供体严重匮乏。”

　　肖院长曾在国外进修，他说，在新加坡,法律规定,没有公开声明死后不愿捐献器官者,就自动被视为是捐献者,其遗体器官就会成为捐献器官。因此，新加坡的器官移植事业相当发达。而我国百姓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器官供体远远不能满足患者需求。

　　“在海南，仅等待肾脏供体的病人就达几百人，我们医院就有40名肾病患者在等。”肖院长说，在国外发达国家，由于人们的器官捐献意识较强，等待供体的患者往往在半年内就可配型成功，而在我国，等待时间基本在两年以上，而这期间，不仅患者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还经常留下生命遗憾。

　　“捐献器官就是延续自己生命！”肖院长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器官移植事业。(记者 郑彤)

　　卫生部的最新定论，对曾处在风口浪尖上的海南农垦医院来说，无疑是精神的安慰和嘉奖。对全国患者来说，无疑多了一丝求生的机会。正视现实，以人为本，对现行法规条例不完善之处果断修正，卫生部的做法，是对生命的珍视，是对法规尊严的维护，更彰显出社会的不断进步。

　　诚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一条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整个国家的反思，最终将收容遣送制送入历史。何一文和何志刚两家的交叉换肾，挽救的不仅仅是两条人命，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它可能会推动国家对法规的修正，造福的将是众多患者。而在这一事件中，起历史推动作用的，无疑是敢为天下先，第一个公开“吃螃蟹”的海南农垦医院。

　　对于同一医疗事件，广东喊停，海南放行。或许，这是缘于两地医院对换肾“理解尺度存在地域差异”。但不管如何，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于法律和患者，都是一种伤害。

　　勇气来自信心，力量来源于积累。农垦医院当初在做手术时，是冒着巨大风险的。这种风险并非关乎手术的成败，主要缘于政治风险、舆论风险。论医疗条件、论学术水平，海南农垦医院在全国医疗界自是无名之辈，敢于挑战《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敢于接大都市广州医生都不敢接的活儿，这些都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农垦医院肖院长所言：“我看了有关报道，认为"交叉捐肾"并没有违反法律。”如果没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和过人的胆魄，农垦医院医生是断然不敢接下“战书”。

　　交叉换肾得以进行，其重要的意义在于换脑子。惟有换脑子，才会换出新思路，才会寻求新突破。交叉换肾在广州叫停，从法律角度来说，广州医院并无过错，它们可以从法规条例中找到自己不作为的理由。法律法规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做到对任何事物的细化涵盖。正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支撑下，海南农垦医院换脑子、换思路，不拘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推动了法规的完善，进而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

　　海南经济特区的“特”在那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区人要有敢闯敢干的勇气，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开拓前行。海南农垦医院的“交叉换肾”手术，实质是“换脑子”的革命，对我们正在呼唤的“特区意识”“特区精神”，既是一种诠释，也是一种证明。

（责任编辑：郎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