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复杂格局与医疗卫生投入

　　劳动力成本与贸易壁垒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GDP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其中，外贸占的比重已经接近70%。

　　在对外贸易中，我们的产品成本和技术含量还是很低。由此，我们的低价格竞争经常会被其他国家认定为倾销。近年来，中国被诉讼为倾销的案件数量显著增加，涉案的国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在中国被指责为倾销的过程中不排除对方有贸易壁垒的嫌疑，除此之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过低也是其他国家用来指责中国倾销的常用伎俩。在认定中国进行倾销的国家看来，中国产品是以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了商品的低成本，进而造成了低价格不正当的商业竞争，对其国家的产品造成了行业侵害。

　　从图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的确与这些国家相差巨大，不过这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现状是符合的。从这种角度看，指定中国进行倾销是不合理的。

　　可是为什么中国被指责倾销会成立呢?我们不妨从劳动力成本的构成角度来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在国际惯例中对劳动力成本的核算，劳动力的工资约占劳动力成本的80%，其余20%主要是从与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以及劳动力的教育成本等方面进行评估。针对工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曾经尝试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最低工资标准，不过最终由于困难太大没有实现。在劳动力的工资标准难以确定的情况下，与劳动力健康、福利相关的20%成本就成为了其他国家指责中国倾销的主要依据。

　　此时，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各种福利待遇已经不再是劳动力个人的问题，而是变成了影响国家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卫生事业也就不再是关注劳动力身体健康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在国际贸易的视角下，中国医疗卫生已经成为国家发展、企业进步、减少贸易摩擦的一种原动力。新增长模式需要提高劳动力成本

　　在新经济增长模式下，增加对医疗卫生产业的投资，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来影响到中国的外贸经济，还能够直接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进而带动内需的增长。中国卫生产业已经成了新增长模式的一种驱动力。

　　以前的发展模式中，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特别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居民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较高。国家对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投资成本低下直接导致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下。

　　国务院政策研究办公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司长对本刊记者说：“要想通过提高与农民工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来提高农村的劳动力成本，关键在于改变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该司长指出，城乡分割，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这对农村劳动力来说，公平性很不够;而制度设计过于复杂，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差，管理和运行成本却非常高造成了国家政策的执行到达率低下，严重的妨碍了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提高。

　　此外，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太窄，真正意义上的保障对象不到全体国民的1/5，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中工资之外的成本核算。针对目前医疗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加快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今年重点抓好四件事”。在这四件事情之中，第一件就是“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搞得更快一些。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

　　温总理指出，“为了更好地推进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国务院已经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努力解决好广大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从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在2007年为解决农村医疗在财政拨款方面增加了近60%，覆盖范围几乎达到全国。这表明政府要下决心让医疗保障覆盖到农村这个以前医疗保障的空白区域。

　　增加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看病就医的问题。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资金投人等于直接增加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尽管目前的投入资金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其附加值不会导致劳动力成本的飞跃，但是这种投入是连续不断、持续增加的。持之以恒，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不能飞跃式上升，但是这种渐进式的增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会逐渐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被他国诟病的局面。

　　通过对医疗卫生的投资，不但可以直接的提高对劳动力的成本投入，还能逐步改变过去单纯突出城市、工业发展，牺牲农村、农业发展的模式;对促进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加速经济模式的转型具有推动作用。

　　在国家已经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之后，如何才能够确保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得以合理、有效的进行才是此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这么艰巨的任务，中国的医疗卫生产业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开端。

　　企业博，弈利益取舍

　　针对如何改善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问题，记者走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室院中贸研究部的金柏松研究员。金柏松认为，中国要彻底改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现状，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政府能作的只是做出宏观的决策和引导，企业作为政策执行的主要环节，在提高劳动力成本的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企业在此时的决策也会对医疗卫生格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国家宏观政策已经转变的情况下，是片面的追求商业利润，还是与政策呼应增加对劳动力成本的投资已经成了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国家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合理、更科学，从依靠资源和人力成本等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人才和资源相互平衡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劳动力成本和增加员工的社会福利，不仅仅可以增加企业的凝聚力，还能提升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使企业的发展能够尽快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符合。

　　面对利润和国策，企业应该何去何从?作为资本持有者的企业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

　　企业家应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国内和国际视野相结合，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针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调整员工的各种待遇。通过渐进式的发展改变我国对外贸易中技术成本低下，劳动力成本为人诟病的现状。

　　尽管许多企业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都是通过“价格竞争”来占有市场。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价格竞争的同时要兼顾到“人”的因素。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国内企业只是把尊重人才、激励科研创新作为战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即便拿出一小部分投资放在改变与劳动力健康相关的福利待遇上，也有可能会导致在竞争中输给对手。

　　国家要想改变现状，就应该对为此作出表率的企业予以一定的鼓励。金柏松指出，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不足。“如果国家不能很快的树立榜样的话，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企业对待人才和科技的态度。”

　　需要企业注意的是，在企业选择如何对待劳动力的同时，劳动力也有选择企业的权力。广东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劳动力的企业敲响了警钟。

　　在未来的5到7年，中国的人口将会达到最高峰。从劳动力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最高峰将会出现在2013到2015年。在这段期间，劳动力的供需比例加比较稳定。作为资本的持有者，应当在这段时间内以低成本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人才和更好的声誉。如此，在国家劳动力供需出现持平时才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且，长期的投资对企业形象、科技研发、人才吸引等方面的影响决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比拟的。企业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目光。

　　漫长的过程痛苦的等待

　　金柏松认为，要谈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的现状。只有根据客观的情况，才能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动力下，指望资方主动提高与劳动动力相关的健康福利待遇还不是很现实。

　　其实，企业家在看到全国劳动力总量过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细分化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里虽然总量过剩，但是能够真正为企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率的熟练工人、为企业经营带来更多利润的“精英”、能够为技术创新贡献力量的高科技人才却是相对匮乏的。这部分劳动力也往往是各大企业竞争的对象。有责任感的企业不应该单纯的依靠社会产生高效率的劳动力。在市场化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还能够通过逐步改变本企业的劳动力构成提升企业对员工的劳动力成本投入。

　　此外，中国正处于市场化经济的初级阶段，与市场化经济相关的制度和法规还很不完善。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资方很难主动把资本投放在改变低成本劳动力的健康上面。

　　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型时间还不是很久，企业在市场化模式的运作下还没有充足经验;也没有象西方发达国家的各大企业一样，经历过坎坷和波折;没有从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机会;没有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归纳出科学对待各种劳动力成分投资的标准。这导致用工单位还不能够自发形成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对待自己的员工。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由政府出面对劳动力的健康做出相关的立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强制资方对此做出投资;二是在中国的劳动力供需比例达到供需平衡或者供小于求的状况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普遍解决。

　　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成分复杂，很难确切的对在不同经济成分企业工作的劳动力做出一个统一的立法标准。因此，无论哪条途径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力来说他们损失的是应该获得的健康和日后生活的必要保障：企业损失的是利润、企业形象和核心竞争力乃至部分市场;而国家损失的是民众对国家的信任感，对政府的认同度乃至是牺牲社会的和谐和社会公正。

　　对于中国卫生产业来说，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卫生产业的使命则是要尽量缩短这个过程的时间，并努力争取让国家、企业和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减少损失;为新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更强大的动力。

（实习编辑：肖晓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