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因艾滋病产生孤儿7.8万人

　　2003年12月，朱进中夫妇带着孩子们同本报记者及读者代表合影 摄影/本报记者 贾婷

　　当年大宝集团援建的校舍楼如今已废弃

　　朱凤坤和母亲杨桂香在院子门口

　　朱福龙成为了一名装修工人

　　朱康康在自己的美发店里

　　刘光从事塔吊操作工作

　　导读：今天是第27个国际艾滋病日。11年前，北京青年报记者曾赴河南商丘柘城县双庙村，对当地爱心人士朱进中收留50多名艾滋遗孤的事迹进行报道，引起巨大社会反响。2005年1月13日，朱进中因病去世，距今将满十年。这十年，也正是我国政府对艾滋病人及其遗孤实行“四免一关怀”等一系列救助政策的十年。

　　据国家卫生部门统计，截至2006年8月，我国内地因感染艾滋病父母双亡的孤儿有8644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数字是，“中国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十年之后，朱进中曾收留过的遗孤们现状如何，值得我们给予关注。而他们的经历和境遇，似乎也代表着艾滋遗孤群体的缩影。

　　双庙孤儿

　　朱小峰和朱福龙近来的“工程”，是为柘城县皮革厂刚建成的宿舍大楼装修。一天干下来，他们各自能领到90元工资，外加20元饭补。虽然薪水低了一些，但比起刘光，这份工作更安全——刘光在工地操纵19层楼高的塔吊，前几天，当他徒手攀爬下来时，脚底板不小心扎了一根钉子。

　　以危险为代价换来的月薪，是令同伴们羡慕的5000元。

　　不过，这样挣钱养家的方式，若和二十几年前他们的父辈比起来，其危险性和困苦程度实在算不得什么。

　　90年代的柘城县双庙村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东转西转不如去血站，胳膊一伸一蜷45元。”共用针头、无检测，混乱的卖血很快演变成一场血殇。

　　此后，“双庙”成了一个令全柘城谈之色变的地名。这个不到3500人的村子里，有大约1200人参与过卖血，其中700多人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据报道，全村30至50岁的村民中，90%未能幸免。有的家庭夫妇二人双双离世，留下遗孤无人照料。

　　24岁的刘光、20岁的朱小峰和19岁的朱福龙均来自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在聚会中，刘光提起了朱进中：“今年是十周年（忌日）了吧，回来的人可能会多。”2005年1月13日，朱进中带村民去北京抽血化验回家途中身染风寒，在被送往北京救治后去世。

　　在朱进中去世前，刘光和小峰的父母都因参与卖血双双患病身亡。福龙的父亲死于艾滋病，母亲则患病至今。衣食无着的刘光当年曾被二叔送到双庙村朱进中家中寄养，小峰和福龙的境遇也是如此。当时，被送到朱进中家的艾滋孤儿越来越多。

　　朱进中是当地的一名农民，也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早年间他在卖血中不幸染病，靠社会捐赠和微薄积蓄，支撑起了一个叫“关爱之家”的艾滋遗孤收养所。从2002年到2004年，五十多个孩子幸运地进入了朱进中的“辛德勒名单”。

　　关爱之家

　　前几天，一个叫做“关爱之家”的微信群让当年的小伙伴们重新建起了联系。建立微信群是袁晓燕的主意。今年早些时候，身在广东的袁晓燕在微信上招呼了一声朱凤萍。朱凤萍是朱进中的大女儿，而袁晓燕曾被朱进中夫妇认作干闺女。

　　刚建起微信群的时候，凤萍记得大家纷纷在群里表达思念之情，说今年要回“关爱之家”聚一聚。

　　从2002年年底开始，遗孤们先后进入“关爱之家”。很多原本伴随着孤单和歧视成长的孩子，在“家”里获得了关爱和温暖。

　　“关爱之家”是当年孩子们“三段生活”中的第一段，幸福且短暂，艰辛都由朱进中一个人扛着。遗孤李强在回忆起2003年和小伙伴们的一次北京行时，只记得到红十字会吃饭、参观科技馆、看3D电影，后来他才知道，“进中叔因为‘关爱之家’经济困难四处求援，那次是带着我们进京去寻求媒体关注的。”

　　国家政策的出台，为朱进中卸下了一些负担。2003年9月，我国政府提出针对艾滋病问题的“四免一关怀”政策。按照相关政策，“关爱之家”的孩子们可以免学费到本村的双庙小学和县里的实验一中就读。

　　2003年冬，开始有各路记者出入朱家的院子，经过媒体报道，双庙“关爱之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各界纷纷出资捐助，影响同样波及到了当地政府。在18天时间里，柘城县建成了一座“阳光家园”，并以“关爱之家”没有相应资质为由，要将这五十几名孩子接收。

　　2004年1月29日，双庙的五十余名孤儿被带到了村东南几公里外的岗王乡“阳光家园”，但他们领到的救助金另有来源。据报道，当时中央电视台全台5000名员工为关爱之家的孤儿捐款100万元，与当地政府达成协议，专门用作这批孤儿的生活费，标准约为每人每月150元。可是，多个孩子表示：领了这笔钱，就不能再领政府给的救助金了。

　　小峰说，在阳光家园时，他们天天吃咸菜，喝的“米汤”里也没有米。福龙则回忆说“馒头都是酸的”，后来上中学时，每月150元生活费也只能吃得起馒头夹辣条（5毛钱一包的小食品）的“套餐”。

　　孩子们还感到，“阳光家园”里的教育质量反而不如之前在家里上的村办小学，“转过去以后，我们学习全都下来了”。此外，“阳光家园”福利院式的集中管理，也给孩子们造成了困扰。除了严控出行和家人来访之外，统一发放的衣服也让他们难堪。有的孩子回忆说，他们在外面都不穿“阳光家园”发的衣服，担心衣服会暴露自己的身世。

　　“自愿辍学”

　　不到半年，几个大些的孩子就离开了“阳光家园”，直接原因是跟保安打架。

　　“那胖子说话太难听，都是针对我们，”刘光说。有一次双方“戗戗”起来动了手，男孩们集体抄家伙去找那个保安评理，女生们也跟在后面助阵。虽然并没打起来，但事情闹大了，为首的刘鑫、朱迎博等大孩子被“开除”，早早走上了打工之路。

　　后来还有一些孩子离开了“阳光家园”。史小兵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通过母婴传播），被迫离开阳光家园，与同样患病的母亲相依为命，自行上学、工作，据称目前身体状况稳定。而另两个染病的孩子王郭颖和朱然然，则已不幸离世。柘城县民政局的一位李姓主任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阳光家园”后来被改成了一个养老中心，其中一部分屋舍租用给了当地的“恒康”医院，成了老年公寓。

　　在遗孤中，也有些孩子中途被收养，比如朱小峰和他的哥哥朱小豹。

　　进入“阳光家园”不久后，小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到了豫南（信阳或南阳）一户人家，据称对方家里有个儿子，但是“傻”，想收养一个孩子。仅一个多月后小峰便回到了柘城。“他儿子老是打我，我就让他们把我送回来了。”

　　小豹比小峰大三岁，还在“关爱之家”时，他作为首先被挑中的孩子就被送到了河北石家庄的一户人家。据双庙的中国民间艾滋病协会会长朱龙伟回忆说，小豹被收养一年多后又回到柘城，原因“与转户口不方便有关”。

　　朱小豹回来后继续在县里读书，学习不错，但他却错失了大部分同伴们可望而不可即的高考机会，原因是伙同他人偷盗摩托车被拘。朱福龙和小峰回忆：“他当时跟着别的混混‘连’在一起，没钱花了就去偷摩托车，大概值2000块钱。当时记得他进去了不到一年时间。”

　　小峰记不清哥哥当时的年龄，也不确定后者是否被判刑。多年来兄弟俩联系甚少，小峰说，小豹目前在浙江义乌打工，近三年来都没有回来过。

　　留在柘城的孤儿们，一批接一批，进入县第一实验中学寄宿读书。然而初中二年级成了很多遗孤的一道坎。刘光、凤萍、小峰、福龙和康康都是在初二这一年选择辍学，原因基本是：学习跟不上、生活难以维持。

　　根据“四免一关怀”政策，以及河南省安置抚养艾滋病致孤人员的相关措施，这个群体在义务教育阶段可免费就学，大中专阶段则比照特困生给予救助。双庙走出来的孩子们享受到了这个待遇，但在生活方面，给他们提供支持的，仍然是那笔每人每月150元钱的捐赠款，难以满足日常所需。

　　个别一些孩子坚持读了下来。谭何伟的家境原本尚可，但母亲患病后四处求医，很快就因病致贫。成绩更好的姐姐放弃了学业，把机会留给了他，这种情况让谭何伟“感觉没有退路”。上大学后，他每月得到的生活补助涨到了200元。谭何伟考取了某医科大学，目前在读研究生，是目前已知孤儿中前景最光明的一个，不过，自卑在这个孩子身上很容易发现。

　　更多的孩子选择了放弃。最终，他们和“阳光家园”签订了一份协议，表示自愿辍学，并解除和家园的抚养关系——包括那笔每月150元的生活补助。

　　2006年，在“阳光家园”的协调安排下，刘光、刘同、刘鑫、朱慧玲、朱春红等七八名遗孤被送去了福建莆田的一家工厂。刘光回忆道：“院长把我们送到的当天下午就回去了，给我们一人留下最后150块钱。以后我们和‘阳光家园’就再没有联系了。”

　　四处漂泊

　　大部分的遗孤们，都经历过几年的漂泊时光。

　　在柘城县商业街北口，有一家叫“丝念造型”的美发店，门脸窄小。朱康康一人身兼老板、美发师、勤杂工数职。今年年初，他在县城盘下了这个店，开启了自己一份小小的事业。

　　当年辍学后，他随哥哥朱迎博去过广州，后来独自闯荡肇庆、南通、广元。他还曾经辗转到了北京，在朝阳区团结湖边上的一家美发店里做学徒。当时的师傅也是柘城人，对1岁丧父、母亲改嫁的康康同情有加，在工作和生活上对他悉心照顾。康康第一次有了和父亲相处的感觉。

　　“我遇到了生命中的一个贵人，他教会了我谋生的本事。”等活儿的时候，他会抱着一只几个月大的泰迪犬——那是他从一个狗贩子手里解救出来的，也是个“孤儿”。

　　刘光被送到莆田的工厂后，发现工资挣得最多的一次只有1200块，跟那些熟练工人没法比。之后，他又在广东和新疆漂泊打工，最终学了开塔吊这门技术。

　　凤萍则东奔西走，在三个影视剧组里面打过杂，当过保安，回县里做过协警，在美甲店里打过工，最近谋得了管理公共自行车的差事，待遇不错。

　　小峰辍学后在家待了一年，然后去过北京、天津、深圳、中山、苏州，在仓库里开过叉车，当过生产线工人。

　　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这是他们内心的禁地。“只要一提自己是哪来的，别人就离你远啦。”刘光说，“我肯定不提过去，让它烂在了肚子里。因为牵扯到艾滋病，我们跟普通孤儿不一样。”

　　然而，当遗孤们想告别漂泊、安定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成家很难。

　　多年前，刘光娶了邻村的一位父母双亡的艾滋遗孤为妻，两人育有一双儿女。这是这批遗孤中最顺当的一桩婚事。

　　回到县里工作的凤萍，先后处过三个对象，彼此建立起感情后，却无一例外地遭遇到对方家长的反对。其中两个对象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上班，对她的身世十分介意。另外一个男朋友是邻村花桥人，对方家人不仅反对，还逼着凤萍去验血。

　　在外地把婚恋问题解决，倒是一个办法。在广州打工时，小峰认识了一位来自广西百色的姑娘。他只有通过“慢慢说”的方式把出身艾滋村的信息透露给对方，直到婚后妻子怀孕时，真相才被他和盘托出。当时妻子惊恐万分，一度想把孩子打掉，在小峰证明了自己的健康后，儿子得以于半年前降生。

　　回到柘城

　　距离朱进中农历腊月初四的忌日只有一个多月了，当年的这位“叔叔、父亲”已离世整整十年，再加上迫近年末，遗孤们将纷纷踏上归途，十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朱进中的葬礼上曾为他披麻戴孝。

　　凤坤今年早早结束了在上海打工的生活，回到家里照顾做了手术的妈妈杨桂香，另外还要去看望三爷爷、三奶奶——他们在十四年前即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如今病情得到了控制。

　　“四免一关怀”政策推动了我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据估算，目前的双庙村仍有不到200名艾滋病人，死亡率在逐年降低。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艾滋病总病死率降低了64%。如今的双庙村艾滋病人，每人每月从当地卫生部门领取300元医疗补助和260元生活补助。

　　凤坤感到，从1996年开始有人染病至今，村民们对于艾滋病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变化。开始时，村民们“绕着得病的人家走”、“以为从空气传染”，后来看到朱进中等人往返大城市带回的健康宣传材料，蒙蔽才被逐渐解开。

　　刘光也回来了。他感到，原先对他颇为排斥的亲戚们，如今开始以正常的方式同他交往。有一次过年，某位表亲还破天荒地留他在家吃了顿饭。

　　福龙工作后没有走远，以免让患艾滋病多年的妈妈独自在家。为了照顾妈妈，福龙每天骑着电动车往返于县城的工地和家里。这个家的担子，现在全扛在小泥水匠福龙一人的肩上。

　　朱进中的遗孀杨桂香守在家里，当年她因患黄疸病，转氨酶偏高，随朱进中卖过一两次血后即被制止，因祸得福地躲过一劫。

　　在村中心的位置，曾经被孩子们挤得满满当当的二层小楼，现在只住着杨桂香和凤坤母子二人。当年由大宝集团捐建的另一座二层学校校舍，如今在院子东侧废弃着。每当遗孤们零零星星地回到“家里”，杨桂香会把堂屋里的朱进中遗像收起来。她不忍心看到孩子们行大礼。

　　据估算，当年于绝境中被朱进中收留的50余名艾滋遗孤，目前最大的27岁，最小的16岁，大半中途辍学，在大专院校读书的约占七分之一，一人有过犯罪记录，一人离家出走，两人因感染艾滋病死亡，一人患病至今。

　　（文中朱小峰、朱福龙、朱凤萍、朱小豹、李强、谭何伟为化名）

　　新闻背景

　　2003年

　　2月16日，朱进中的“关爱之家”正式成立。

　　9月，温家宝参加世界联合国艾滋病大会时提出，中国将对艾滋病患者及后代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

　　12月1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对朱进中事迹进行报道。此后收到捐赠款100万元。此款由商丘民政局负责发放给曾在“关爱之家”的孩子，每人每月150元。

　　12月4日，北京青年报连续刊发有关“关爱之家”报道。三天之内，为“关爱之家”的55名孩子募捐了7万余元人民币和价值10万余元的物品。

　　12月10日，柘城县政府研究决定修建“阳光家园”。

　　2004年

　　1月29日，原先在“关爱之家”的大部分孤儿陆续转入“阳光家园”，“关爱之家”关闭。

　　2月，河南省政府公布该省“艾滋孤儿”达2026人，并宣布从当年起投入1025万元在各地修建艾滋孤儿院，免费接收孤儿。

　　2005年

　　1月13日，朱进中因病去世。

　　2月8日(大年三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来到上蔡县芦岗乡“阳光家园”，看望艾滋遗孤。这个群体开始慢慢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