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诊所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郑州免费诊所”去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但近日据媒体报道，该诊所已关门一月有余。这家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的免费诊所的关门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一说“免费”，相信大多数人都会两眼放光，这是人之常情。但还有一句话，叫“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人在享受免费服务的同时，必然有人在进行免费的劳动或物质、金钱上的付出。因此免费服务最大的挑战就是可持续性。

　　几位80多岁老医生发挥余热为群众免费诊断疾病，其举动固然令人敬佩。但且不说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再好的身体在奔涌而来的患者面前也支撑不了多久，君不见多少连付费诊疗的公立医院青壮年医生都倒在了岗位上？

　　其次，免费就意味着可及性较差，除非偏远封闭的小山村，在郑州这样有如此高曝光度的大城市，前来寻求免费医疗服务的患者必然趋之若鹜，挂不上号的情况比公立医院自然还要严重。

　　此外，在上述背景下，医疗服务质量就更无从谈起。80多岁老人已经老态龙钟，是否还适合从事辛苦的一线诊疗工作想必也未经过评估。另外，医疗是有风险的，如果发生误诊等情况，责任应该怎么界定？

　　所以，免费诊所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也就不奇怪了。

　　事实上，河南是一个慈善办医探索颇多的地区。记得《医学界》早在2012年就做过一篇题为“慈善办医路在何方”的采访报道，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慈善办医道路的人的努力和艰辛。

　　从 “南阳市慈善医院”到和睦家前CFO谭柏夫妇创办的郑州“早晨太阳儿童慈善医院”，先行者们都失败了，没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文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翟医生一年后也宣布慈善诊所计划流产；仍然在路上的人也备受煎熬，比如李亚鹏和他的嫣然天使儿童医院。

　　慈善办医的阻力固然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但根本上缺乏的还是支撑其持续前行的经济基础，在西方不少慈善办医发达的国家，非营利医疗机构占据半壁江山，背后则是完善的社会组织（NGO）管理及基金会架构。

　　而在没有上述条件支撑下的慈善办医努力实际上是逆市场经济规律而为，失败再所难免。

　　当然，这些医务工作者慈善医疗的经历，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医疗界人士的慈善情怀和医者仁心。

　　笔者也曾经在去年跟随数百名医务工作者前往某西部贫困地区给当地百姓义诊，亲眼见证了跨越千山万水的医患真情。可以说，很多医务工作者都有过、正在或者希望提供医疗援助服务。我们也常在灾难来临时，看到医务工作者永远不顾个人安危冲在第一线，几时见他们提过报酬？

　　记得在一次中欧卫生政策圆桌会议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梁晓华曾经深情地说，“如果让我自由执业，我愿意一年花三个月到农村去免费看病。”

　　为什么？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医生高强度劳动却不能获取合理的报酬，一个让人疲于奔命的职业，哪有那么多精力和物质基础来支撑医生们的爱心善举？

　　而自由执业则可以让医生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通过技术在市场上获得应有的高额劳动报酬和充足的可支配时间，这样才有可能使得医者的善心变成可持续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