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邓正来因胃癌去世 享年56岁

　　据新华社上海分社微博“新华上海快讯”消息，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高研院创院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邓正来今早在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2012年底，邓正来查出患有胃癌晚期，之后一个月的时间他乐观面对、积极配合治疗。期间还于2012年12月31日开通微博，与众多关心他病情的朋友、学生和读者交流。

　　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被媒体报道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2003年被聘为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担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邓正来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学者，出版的论著有《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哈耶克法律哲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此外，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一直非常感激一位老“右派”

　　我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1969年底，我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的时候，通过走后门，我进了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上了工人———这样就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受苦了。

　　在工厂的时候，我依然喜欢读书。那时有一个习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从工厂徒步到内江的人民公园去。第一是去那里喝茶，第二是到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的屋子里去偷书，我每次都是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的，一般一次偷5本书，看完了以后如数还回去。当时偷回来看的有外国经典的文学名著像《罗曼·罗兰文钞》等等，还有就是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及西方人物传记。我偷书的事情连爸爸妈妈都不敢告诉，把书藏起来偷偷地看。因为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些绝对是“反革命”的书，根本不能看。

　　在一次“行窃”的过程中，我被看管那些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被他逮住的时候，我非常恐惧。我告诉他，我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他不相信。于是我又告诉他，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结果他发现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老“右派”也是一个读书人，他见我这么爱读书，就说，从此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我至今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我一直都非常感激他。

　　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的学术个体户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了1978年我考上四川外语学院。在学校里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部自学完了。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逃课，常常到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年，我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教导下，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这本专著后来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1985年，我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大约是在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则报道，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做学术个体户要承受的艰辛是常人很难想像的。我在北京没有居住的地方，属于“三无人员”——— 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记得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整天背一个书包（里面全是我要看的书）到处跑。我把铺盖卷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帮我收好。等他下班后，就把办公室钥匙给我。我就把铺盖卷打开，在他的办公室里看书、睡觉。一大早，我又把铺盖卷收好，然后出去。如果晚上与朋友聊学问聊晚了回不去了，我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在地铁站里跑步，以抵抗严寒。跑热了，我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当时惟一的希望，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盼着头一班的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地铁车厢里就暖和了。

　　在那个计划的时代，与现在很不一样，做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会被很多人瞧不起。我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一般都是写下书名，然后请好友帮忙借。有的时候还会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我就谎称自己是某学校的学生，搪塞过去。

　　我当时的收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稿费收入。在1987年，我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我带来了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另外，我是学外语出身的，1986年北京开始有了私人办外语教学的学校，于是我兼职给他们当外语教师。当时是每周上两次课，每月下来，也可以有一部分收入。

　　我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有许多真诚的好朋友。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直到1990年左右，我的生活才逐渐有了好转。

　　创办匿名评审、不发稿费的杂志

　　1989年到90年代初，我与学术界的同仁一起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主编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数学术论文甚至满篇都是议论，既没有论证，也没有注释，同时剽窃抄袭现象也令人担忧。这一切都意味着知识生产与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传统建构过程中的严重缺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有必要掀起一场严肃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所以又在1994年主编了《中国书评》。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中，所有的编委都是不拿编辑费用的，所有的作者也都是不拿稿费的，但是，正是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后来，有一位企业家愿意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们，他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当时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均分，一个人可以分到1万元。这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大笔财富了。

　　但是经过讨论，编委最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并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且明确规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

　　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很遗憾，这项资助因企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只延续了两年。

　　到吉林大学任教，提出“二不原则”

　　到1996年，《中国书评》总共出版了10期。因为我个人身体的原因，刊物停办了。之后，我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初，我正好写完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非常疲劳。我的好友、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邀请我和太太一起去吉林大学走动走动，休息几天。在吉大期间，我跟那里的教授和研究生见了面，进行了一些交流。最后，文显兄提出请我到吉林大学去工作。我不忍心拂他的面子。于是，我想提两个原则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我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他们听了这两个条件以后很高兴。后来我知道，他们觉得，几乎所有在体制之内进行调动的人都是要条件的，而我的原则恰恰是不要条件。当时我想，对我这样一个痴心学问的人来说，这个“二不原则”，实际上是“要”了一个最大最大的条件，那就是要有充分的研究和教学时间。

　　就这样，在2003年3月份的时候，我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是，我知道，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我在做学生的时代，就特别渴望有好的老师能够指导自己读书。吉林大学给我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是仅在2004年，我就去了13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

　　2003年的下半年，我身患喉癌，幸亏发现得早。大夫明确告诉我尽量别说话，甚至干脆别说话，但是我做不到。由于我是上课最多的博导，2004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对我做出的一些努力给予了褒奖，给了我一个“特殊贡献奖”。

　　■记者手记

　　邓正来的学术脉络从国际法开始，然后是法律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到自由主义，很难对他从事的学科做一个清晰的划分。他是法学教授，但是，也有人称他为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甚至还曾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当我问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学术道路时，他表示，自己做学术研究首先是对知识的爱，更重要的是解决自己的困惑。他有一个根本的困惑是：他14岁进工厂做学徒被认为是很幸运的事，而且要走后门。

　　邓正来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概括了自己当年发问并一直持续的问题：是谁使我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当中？难道我的祖辈给我创造的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就是我应当生活在其中的理由吗？正是出于这样的疑问，他穿越于不同的学科，为自己能享受到“寂寞的欢愉”而欣喜。

　　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的女儿嘟儿在上小学时休学一年，自己亲自教她。

　　期间，女儿读完了《圣经故事》、《希腊故事》、《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背熟了《三字经》。他是这样对我述说其中原因的：“我很不愿意让她受应试教育的限制。她的存在甚至‘命令’我必须去认真思考和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凭什么她必须生活在我给她规定的这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的与自己生命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