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看医改20年之三：药品回扣 院长是关键

　　医生是小节，院长是关键

　　医务人员的收入一直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

　　我特意查了下自己以前的工资记录。1992年，我的月工资是300元，此外有50元的劳务费和60元的夜门诊补贴，还有不到100元的奖金。加起来大概500元左右。这也是当时医务人员收入的平均水平。除了基本工资因资历不同有区别外，其他都相差不大。医生与护士及管理层都差不多。

　　但是到了1993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从1993年7月的工资记录上发现了我的第一笔药品回扣收入——10元。我记得当时是院长直接交到我手里的，哪种药的回扣记不清了。以后大部分时间，我的月回扣收入徘徊在10元到50元之间。最高一次是168元。我在上面记了个“西”字，代表它是因为开西洋参得到的回扣。当时院长规定每个医生每月必须开一箱西洋参。

　　有了回扣之后，医务人员之间的收入就明显拉开了。因为这意味着医务人员的收入直接与病人开支挂了钩。病人看病花钱越多，医生的收入越高。在医院内部，回扣与奖金是不一样的，奖金通常是按看的病人人次计算，而回扣则是直接根据病人开单费提成，我的奖金在全院经常是最高的，而回扣却一直是最低，通常连别人的零头还不如。

　　也就是这个时候，各个医院里都出了几个有名的“快刀手”。比如，我们医院有个医生，每天只看10个病人(我一天通常看100个病人)，却能完成2万元的开单费，回扣收入一向是全院最高的，单此一项比工资奖金加起来还多。赶上下雨天，雨停后我们就会担心，不知哪个病人又要倒霉了。因为下雨看病的少，他又得完成开单费，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就被宰得更狠了。

　　近年来，医务人员各种暗收入越来越高。据我所知，广中医院今年1月发年终奖每人一万元。今年3月医院居然将每年一次的国内旅游，改成了一次集体出国游，全院职工去新马泰旅游了一次。今年7月医院又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庆典活动，庆祝两院合并10周年，总共500多人，在职职工200多人、退休职工100多人、宾客200多人，在职职工每人1000元，退休职工每人500元。而在去年9月29日，彭浦院长赴北京出差，住的居然是北京五星级饭店的总统套房。而广中医院初中学历的院长不仅早就买了两处房子，女儿也早些年就赴英国留学了。

　　医院的账目也开始乱起来。按照有关规定，医院里药品利润率是15%，卫生局只允许医院赚药品15%的钱。可是，有一次我无意打开了医院财务的电脑。发现了一个秘密。从电脑显示的成本价与零售价差价来看，绝大部分药确实只有15%。但是，我试着键入一种新药价格的时候，明明是在成本价一栏键入的，结果这个数字自动显示在零售价一栏中，然后在成本价一栏出现了另一个数字——恰恰是零售价减去15%以后的数字。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成本价是根据零售算出来的。财务人员为此做了一个专门的程序，以便应付卫生局的检查。

　　近年来，社区医院正在推广“信息化”管理，一想到“信息化”，我就禁不住想到那个神奇的程序。心想若这样的话，医院造假岂不是更方便了？

　　大量的昂贵的抗生素也就在这个时候出现。1999年5月，广中医院被市医保局通报批评，其中有一项就是给一位住院176天的病人用了132天的氧氟沙星。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多的抗生素早就会导致另外一种疾病发生，而病人竟然安然无恙。我判断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护士偷了病人的药，第二种是药效(药品质量)有问题。

　　市医保局的这份通告下发后一直压在区卫生局，直到我向媒体反映后大家才知道。

　　有了回扣之后，医院和医生也就越来越和钱紧密联系在一起。“看病贵”也就成为必然。

　　医院也因为回扣问题出过事情。1996年上半年，医院合并前夕，虹口区11所地段医院中有9个药房主管被抓，最后全部都被处以“判三缓三”。在我们医院，我在院长的隔壁办公室亲耳听到药房主管对院长说：你不保我，我就把什么都说出去。我顶多判个无期，你不知要枪毙几次。

　　提及回扣，我心里总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其实在我看来，在市场经济下，又有哪个行业不存在回扣？谁又没拿过回扣？可是，对于医生拿回扣，大家却是特别反感，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医生一向被人们视作白衣天使，因此道德上的期望也就更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医院的现实环境下，医生不开回扣药是不可能的。在药品回扣的链条上，普通医务人员只是最后一环，不少医院的院长和一些主管人员才是关键啊。

（责任编辑：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