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看医改20年之一：“以药养医” 拖垮劳保单位

　　像我这个年纪的医务人员，这些年一直有一种感受，那就是医院环境越来越“乱”了，医院的“乱”是这些年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的内因。“乱”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国家投入的钱再多，恐怕也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那么，医院从何时开始乱起来的？为什么会乱？作为一个有着30余年医龄的医生，我想从一个基层社区医院普通医务人员的角度，结合我9年来的“打假经历”，来与大家一起回顾近二十年来的医改。

　　“以药养医” 拖垮劳保单位

　　40岁以上的 窗体顶端上海人应该都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医院里——特别是基层医院，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享受“劳保”的企业职工，在看病时经常可以从医院拿到一些与治病毫无关系的物品，比如蜂王浆、虫草、西洋参、袜子、短裤、按摩器、电饭锅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物代药”。

　　当时我还是一家五金厂的厂医，1988年，五金厂倒闭了，两年后，我到了虹口区同心路地段医院工作，成为一名基层社区医院的理疗科医生。1996年，同心医院并入另一家地段医院广中医院， 2001年，我又被安排到闸北区彭浦地段医院工作。

　　刚到医院工作期间，我发现“以物代药”风越刮越猛，原来的杯子、饭盒变成了洗衣粉、香皂、牙膏等，以后又出现了营养麦片、桂圆、西洋参、蜂王浆，又进一步出现袜子、短裤、按摩器、电饭锅。这些物品通常开在治疗检查单上，比如在治疗检查单上写：血疗70元(以后改成每次40元)做10次，病人就可以拿到照价700元的东西。可以自由组合选择，可以要300元钱的男女短裤，200元的西洋参，200元的冬虫夏草。那时医院的药库简直就是个超市，从日用百货、五金家电、补酒礼品等应有尽有。走亲戚买礼品根本不用去商店，到医院开点就是。

　　开始的时候，不少医生开起这些乱七八糟的物品还是羞羞答答的，还有些医生就根本不开。后来随着医改的深入，医院也要讲“经济规律”，于是医生也开始主动给病人开这些东西。再后来，回扣就出来了，比如西洋参，在完成工作量的前提下，多开一箱，医院就会给100元的奖金。这样大家就会争着开。

　　表面上看，“以物代药”是一个医患之间“双得利”的过程，前者可以完成工作量，后者可以得到实惠。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得利者——医院领导。事实上，他们才是“以物代药”的幕后策划者和主要受益者。可是，作为重要得利方的医院领导，自身的问题还没有查一查，紧接着就实行了“院长责任制”，他们也随之成为医改的骨干力量。

　　羊毛出在羊身上。在当时的“劳保制度”下，那些从医院里开出的东西，最后全部由病人所在的企业买单。许多企业正是这样被医院这些“药”拖垮了。不过，上面的人只看到企业职工的医药费快速上升并居高不下，却没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医疗费通过医院已经转化为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了。

　　1993年，在群众和许多医院职工不间断举报下，卫生局发现了“以物代药”问题，基本每年都来查，我们医院有时一年查3次，每次都有查获，医院年年被罚款，却年年顽强地“顶风违纪”。后来基层卫生局好像也习惯了，再举报也不下来查了。一直到1995年， 卫生部下文，规定凡是再出现“以物代药”的医院，院长就地免职。至此，火了好几年的“以物代药”现象到96年的6月才逐步停了下来。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我们区的哪个院长真的因此被“就地免职”，包括我们那个年年“顶风作案”的院长。

　　当年“以物代药”到底有多严重？1996年，同心医院与广中医院合并时，我偶然拾到了一小袋院长丢弃的装“以物代药”检查治疗单的垃圾袋，里面共2012张单据。我统计了一下发现，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我收集到的医院“以物代药”物品的额度为208万元(不完全)，而这期间医院报到卫生局去的门、诊营业总额(准确的)也不过823万元——“以物代药”占到四分之一。然而问题是，我捡到的仅仅是其中极少的皮毛部分，原医院院办主任和领导小组的党员干部告诉我，院长室的4个壁橱以前就是被这些装单子的垃圾袋塞得满满的。

　　“以物代药”是医院当年最典型的弄虚假现象。它不仅拖垮了企业，还影响到以后医改政策的制定。因为“以物代药”虽然停了，但医院为配合“以物代药”形成一些的弄虚作假坏习惯(比如造假病史和乱收费)却保留下来，并变换了模样渗透到以后的医改实践中。，一些策划并参与了“以物代药”过程的当事人也没有受到查处，他们渐渐结成了网络，成为影响医改政策的一股重要势力。

（责任编辑：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