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烟的真相：烟草品牌十年减八成 收入增近4倍

　　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我国卷烟商标从1049个减少到了150个左右，但烟草收入却从2001年的2830.93亿元增长到了2011年的1.01万亿……5月31日，第25个国际无烟日来临，中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

　　据中国烟草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1年期间，中国卷烟的牌号为1049个，到2011年期间，大概还剩余150个左右，比2001年品牌总数减少了超过八成(85%左右)。但与之对应的是，2001年烟草全国收入是2830.93亿元，到2011年则增长到1.01万亿元，十年来，收入增长近4倍。

　　更有意思的是，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正式在中国生效的2006年之后，每年烟草销售收入的增长幅度都基本在12%以上，超过了2001年到2005年的增长幅度。

　　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七年来，中国烟草行业的年销售数据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势态，销售递增曲线宛如一道蜿蜒拔高的山峰，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控烟宗旨和活动。

　　逐年递增的销售额以及利税无疑带给中国控烟界一种无言的压力。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初，控烟界人士就开始推动中国控烟，但20年来，虽然取得了诸如“影视剧中不得有主角抽烟场面”、“科技部中止卷烟评奖”、“室内公开场所禁烟条例实施”、“世博会退回烟草企业捐款”等成效；但也先后遭遇被评“脏烟灰缸”奖、控烟政策履约成绩37.3分，世界倒数；“室内100%禁烟”全面失败的挫折。更不要提控烟越控、烟民越多的尴尬事实了……

　　为什么中国的控烟事业如此艰难？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秘书长许桂华指出，中国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之后，为了履约，成立了由八个部委组成的履约小组，由主管烟草专卖局的工信部担任组长。正因如此，工信部被指一手控烟、一手卖烟。其下属的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实为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由于政企不分，烟草专卖局(公司)成了一体两面的企业，可以根据需求自由切换角色。就如同被告与法官互换身份，堂而皇之的借政府之名保护烟草业。

　　存在这样的背景，中国的控烟事业举步维艰就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了。而且烟草行业对国家GDP的贡献也让政府对烟草行业割舍不下，据了解，烟草产业贡献的税收占全国GDP的10%左右，有些地方，如云南，烟草工业对GDP的贡献甚至超过了30%，地方经济已经严重依赖烟草工业。烟草业对政府来说就像“慢性鸦片”，让政府严格控烟，无异于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所以政府没有动力去转型控制。政商合一的监管体制下，关注的中心只能是烟草消费额和相关税收的增加。

　　一方面是政企合一的监管体制，一方面是巨额的利税贡献无法割舍，在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旗帜下，中国控烟几乎成为了一个看起来很美但很难实现的童话。而且很多人非常看重烟草行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认为控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对此，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杨功焕表示，“其实烟草公司是用错误的信息误导领导，似乎一控烟就会影响国家的经济，事实是，现在控烟并不会马上影响利润。加、美、澳、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控烟只会使吸烟率每年下降1%，加上人口数的增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吸烟者的数量并不会减少，因为烟草是成瘾性产品，人群对烟草需求的变化有一个较长期限。这也恰恰给我们国家的烟草业有20~30年的时间，逐步实现产业转型；而这种转型和国家经济转型思路是一致的，一点也不矛盾”。

　　杨功焕认为，我国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限制烟草产业。如在现有的专卖体制下，对产业规模、投资、产量指标等进行严格控制；采用非价格政策、补贴和转产政策、贸易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及组合，组织和资助烟农转向替代性作物种植，或进入第二、三产业，或进入城镇就业；在过渡时期，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烟草业依赖较高的省区进行补贴等。

　　如果国家有发展经济不以牺牲人民健康为代价的决心，发改委、工信部及其它相关政府主导部门在制定烟草行业规划的时候，能够将控烟的因素考虑进去，不再一味地追求经济和利税的增长的话，烟草行业的发展就可以得到抑制，中国的控烟事业也得到得到根本性的转机。

　　社会及公益组织应对烟草行业零容忍

　　除了政企合一监管体制、政府对高额烟草利税无法割舍外，一部分评选机构和社会组织、媒体对烟草企业的纵容与推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控烟事业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在2005年由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中国名牌产品”榜单中，16个卷烟品牌名列其中；在2011年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于北京举办的以“中国名牌、世界趋势”为主题的世界品牌大会上，发布了的2011年（第八届）《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共有十二个烟草品牌入榜；过去10年间，烟草业获得7项国家科技成果奖项，其中3项是谢剑平领衔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更具备迷惑性质的是，一些烟草企业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也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如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中南海爱心小学、红云集团菜园希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安徽中烟希望小学等，还有类似的“芙蓉学子”助学基金，就是由湖南中烟工业公司捐赠成立的。

　　对此，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表示，“建立以公司或品牌冠名的烟草希望小学，看似烟草企业在做慈善，实际上是埋下了更坏的种子。”吴宜群表示，这些烟草公司以慈善、公益之名向学校、青少年、灾区等捐款、举办公益活动，实际上是烟草公司在得以免税的同时变相做广告，会对青少年吸烟产生很强的诱导作用。“如果烟草公司真的要做公益，可以低调地做，同样能达到帮助人的效果。”

　　可喜的是，在中国控烟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在抵制烟草企业以公益为名而进行的宣传推广行动中，近年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上海世博会退回烟草企业的2亿元捐款、山东大运会退回卷烟企业2000万捐款、广州亚运会禁烟区域全面拒绝烟草企业捐款、广电总局发布影视节目中“全面禁烟”令、科技部中止“卷烟入围科技奖”的评审等。

　　相信在杜绝了卷烟企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的变相广告宣传和美化推广后，对青少年和不吸烟人士的误导和引诱效果就会得到足够的降低。而只要社会组织和国家相关政府机构坚定对烟草行业说不，做到零容忍，那么中国的控烟事业就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烟草行业对控烟的应对不容忽视

　　虽然控烟已经是大势所趋，但是烟草企业为继续维持高速发展、日赚3.2亿、“钱”途光明的卷烟市场，自然不会束手待毙。

　　“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十分之一都是拿的我们的钱！”国家烟草专卖局一位官员神情极为跋扈，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这是曾经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控烟框架公约》（下文简称《控烟公约》）中国谈判团内极不和谐的一幕。代表烟草行业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作为控烟主体的卫生部经常吵来吵去，在履约谈判团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据吴宜群介绍，其实早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的过程当中，我国的烟草业就已经介入控烟了。当时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对案及其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简称叫“双对”。该书就是主要针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的每一条款，提出了应对策略，阻挠烟草控制。而就目前烟草行业的发展来看，烟草企业的应对和规避无疑是相对成功的。

　　对于烟草企业这种合乎行业规则的应对情况，吴宜群表示，如果想加快控烟事业发展，规范烟草企业，那么最应该加快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1．《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国际法，应该尽快转换成国内法，这样就可以增加其实操性和对国内药草企业的制约；

　　2．工信部应该对烟草控制拿出规划，规划要进行降低产量的说明，不能仅仅是降低增加量；

　　3．尽快改变我们的控烟体制的问题，绝对不能让烟草业主导中国控烟。

　　中国控烟事业路艰道远

　　根据2010年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控烟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履约的五年内，不仅全民吸烟率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三年内增加了两亿人，吸烟导致的死亡率比例，已经由2000年的12%跃升至16%，每年120万的死亡人数，已超过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的总和。

　　然而伴随着中国因吸烟死亡人数大幅上升的，却是中国烟草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我们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每天消耗香烟达2万亿支，拼起来相对于绕地球5000圈！正是数量庞大的烟民支撑起我们烟草行业的飞速增长：在中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开行业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11年，烟草行业利税10年来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

　　与蓬勃发展的烟草行业对应的是，中国自加入控烟公约之后，虽然也取得了部分成绩，但整体来说，各种控烟活动和措施、条例的进展与烟草行业的快速发展来显得颇有些缓慢无力：

　　6年多来，全国无一例因吸烟而被惩处的消息公布；

　　6年多来，警示图片上烟标依然还在呼吁；

　　6年多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由国际法向国内法的转换依然未能实现；

　　6年多来，提升烟草税依然还在商讨阶段；

　　6年多来，控烟条例无论严苛与否，其实际执行效果都远远低于预期……如果中国烟草行业不在生产、利税、销售限制等根源方面进行大改动；不彻底改变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政企合一的监管机制；依然由工信部作为中国“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那么就会依然和现在一样：年年喊控年年升，年年烟草利税增……

（责任编辑：陈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