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的误导与失误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尽管在初始的前4年中，每年都超出了建立在独立随机事件基础上的正常值域上限107，而被列为异常，但实际失调以整数年计算却是始自1984年，到200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已长达21年。伴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速度从缓慢到加速，失调从轻度到重度，相应生育水平的波幅变化却由大到小、经稳定转为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的这种相应变动，是在紧缩生育政策后，有了胎儿性别检测技术这一前提条件下的“特殊”反映。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遵从大数定律的指标，失调必是人为干扰孕前或孕后胎儿性别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失调。20多年间的生育水平波动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因人工流产女胎量的逐年加大，使本应出生的女婴量也随之相应加速减少造成的。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紧缩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及生育水平都陷入“怪圈”而历经曲折的时期。至于生育水平波幅逐渐变窄直至下降，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性失调程度由缓慢加深到急剧加深，二者间的这种极不正常的一下一上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极端的人口现象。本文拟以回顾人口控制所走过的辉煌与曲折的道路，来论述相关人口控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21年中不可回避的若干问题，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归因分析反映出的问题

　　若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102～107来判别，从1980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开始失调，对此，业内人士众说纷纭。当出生性别比正处在107～108或略高于108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域上限是独具108或108左右，从而否认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异常。然而，出生人口性别比很快突破了108.随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断异常升高，国内各种不同的归因结论相继问世。如徐毅等（1991）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原因，主要是瞒报、漏报女婴所造成的统计上的假象。乔晓春（1992）认为，1982年人口普查有漏报，1990年人口普查漏报更为严重，中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提高”和“虚假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提出，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于学军等，2000）。此外，还有与此相同或颇为近似的结论（顾宝昌、徐毅，1994）。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中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涂平，1993）。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第一位原因是女婴漏报，加上溺弃女婴的陋习在少数地区仍然存在（曾毅等，1993）；城镇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假性上升”，而农村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李伯华，1994）；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蒋正华，1994），等等。

　　笔者始终认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所谓的瞒报漏报女婴之类的统计不实问题，更不是所谓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产物。如果把生育上男性偏好强烈的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迅速下降，作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那么，中国20世纪70年代创世界生育率下降奇迹时期，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就应失调，且失调程度也应比现在严重。但当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却基本稳定，平均为106.3.10年内生育率下降了一半的日本，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十分稳定。

　　从人口统计学看，尽管在特定时期内的特定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有着高度相关关系，但仅以此为据简单下结论，则有失偏颇。因为相关分析首先要定性，即定性是相关分析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确定了其间确实存在着相关关系时，才能进一步做定量分析。凭借人口统计学中指标间相互关系的常识，若从相关指标逻辑关系上分析，惟一可直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成因，到目前为止只可能是人工流产女胎导致本应出生的女婴而未出生。人工流产女胎，一方面使本应出生的女婴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也使总出生人口相应减少，生育率下降。

　　综观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各种归因分析与结论，从中不难看出，凡是没有建立在相关基础理论上的任何推论，都是靠不住的；任何以现象来解释现象和未透过现象分析其本质的所有结论，也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误用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并非少见。因此，今后在认识上、分析研究上、决策咨询与决策上，都要尽可能避免类似问题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