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普遍养打手成“黑社会” 揭秘医院械斗幕后真相

　　8月23日上午，南昌市第一医院门口发生了一起恶性持械斗殴事件。一方是患者家属，另一方则是从医院冲出来的打手，统一在手腕上佩戴了红色的布条作为标识。

　　这次事件导致院方2人、患者家属13人不同程度受伤，家属方3辆面包车受损。对于从医院冲出的打手，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这是一支由医院职工、保安组成的“护院队”。

　　打手、“护院”这些常在武侠片或者黑帮片中出现的群体怎么会成了救死扶伤的医院的“一份子”？

　　医院养打手不是新鲜事

　　无独有偶，南昌另一家大医院刚出过类似事件，6月底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发生的一起暴力事件。

　　防暴头盔、警用背心，在时隔不久的两起暴力事件中，都有人作这样看起来很“专业”的装束。他们所殴打的对象都是患者家属。最初，还有人把他们误认为是特警，但是他们只是做“专业”打扮的“神秘人士”。

　　这显然不是什么巧合，起码说明南昌市的这两家大型三级甲等医院都组织了非常“专业”的团队，来帮忙对付所谓“医闹”者。以8月23日发生的这起事故为例，打手们很有组织、训练有素，他们先向家属喷射白色烟雾状物体，然后从医院冲出来，趁机对家属人群进行殴打。尽管他们着装不统一，但是一律都在手腕上佩戴了红色布条作为标识。

　　打手们对患者家属穷追猛打还砸车，行为远远超越了维持秩序

　　两起暴力事件都是因为医疗纠纷引起的。在没有看到明确的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书之前，孰是孰非，无法判断。但是，仅仅就8月23日的这起暴力事件来说，打手们的行为与“黑社会”并无二致。

　　此前，患者家属们因为不接受患者死亡的结果来闹事，在医院烧纸、放鞭炮，并封堵附近的路。经警方处置，事态很快平息。而8月23日，据现场记者目击，家属中的部分人员手持鱼叉和铁棍准备冲入医院内部，还有一部分人手持玻璃瓶在医院大门外准备。不过一位家属冲入医院之后，很快就被打了出来。接下来，打手四处追击家属人群，并开始打砸患者家属的车辆，其中有四辆面包（编者注：新闻发布会说是三辆）被砸毁。双方都有人员在斗殴中受伤。在患者家属被打散之后，打手还继续在医院内搜捕“漏网之鱼”，随即便有好几名没有来得及逃脱的患者家属被追，并当场被围殴。当警察赶到后，这些院方打手退回医院，俨然医院就是这些“黑社会”的大本营。

　　如果说，这些人是自发地维护医院秩序，那么，将前来闹事的患者家属们请出医院之后，他们就应该停止并且报警。但是他们冲出来四处打人，还砸坏了好几辆车，显然不是在防止事故，而是在制造事端。而在6月底那起暴力事件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强弱悬殊，被打方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却被毒打。

　　请打手成为不少医院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

　　写《蜗居》的编剧六六卧底医院后写了本《心术》，其中有这样的情节：科主任老陈被“医闹”围攻，一个人被堵在办公室，同事们很着急，结果老陈设法打了求救电话，不一会儿，黑道上来了三五十人，将“医闹”团团围住。

　　小说写的是现实。早在2007年，在湖南益阳就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到益阳人民医院讨说法的死者家属遭到木方击中头部，随后致死。打他的打手并非医院工作人员，而是社会闲散青年。随后，记者调查发现，邀社会人员恐吓或殴打讨要说法的病人家属，已成一些医院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潜在方式。用正规保安太显眼，用社会闲散人员，医院没负担，“恐吓”作用还更大。

　　黑煤窑窑主请打手监视“奴工”，老板们请打手对付“讨薪工人”，拆迁者请打手控制住房主……这样的情景确实屡见不鲜。中国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打手”群体，手持棍棒，“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打完就跑。但是，医院请打手或者养打手还是着实让人吃惊，毕竟，这里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医院养打手是为了应对越演越烈的“医闹”

　　打手们向医院撤退

　　医院怕“医闹”，有的甚至还请公安局领导挂职副院长

　　知情人士对记者爆料说，8月23日发生的事件是有预谋的“医闹”。“医闹”指的是，因为医疗纠纷，患者家属去医院设灵堂、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乃至砸医院、打医生。还有“职业医闹”一说，这些人“指导”患者家属去医院闹，抑或自己也冲锋陷阵，最后收取提成，现在说的“医闹”大都指这部分“职业选手”。

　　患者家属这么闹，一来可能会影响医院的正常秩序，二来医院也怕坏名声，三来还可能威胁到医生的安全，所以医院对“医闹”避之不及。在有的地方，还出台了相关的法规，禁止“医闹”。

　　但是，“医闹”却屡禁不止。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了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在一项调查中，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医疗活动也受到影响。有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行医权”。有的“医闹”事件甚至上升成为了恶性杀人，就在前不久，东莞还发生了一起患者砍死医生的恶性事件。

　　许多医院都在想办法对付“医闹”。比如，有医疗系统想和公安机关联姻，去年在沈阳，27名公安机关、派出所的领导当上了各大医院的副院长。这一违反《警察法》的异想天开的建议，最后关头被叫停。的确，怎么能让拿纳税人工资的警察去给医院当“保镖”呢。所以一些医院干脆自己从外面请真正的保镖。

　　医务工作者对“医闹”深恶痛绝，确有苦衷

　　许多医务工作者都对“医闹”深恶痛绝。大体说他们的苦衷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人体生理和医疗学科都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但是患者方往往对治疗抱有很高的期望值。所以假如出现和他们期望不符合的情况，就会认为发生了医疗事故；其二，有的“医闹”会搅乱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甚至威胁到生命安全。而对于院方来说，很多时候他们会表示，患者方在“漫天要价”。

　　救济无门，弱势的患者只能选择“闹”

　　没有公正的救济途径，患者方就会选择“医闹”

　　尽管医院和医生面对“医闹”有很多委屈，但是，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在绝大部分的医疗关系中，患者方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和医院存在专业知识的天然不对等，并且很多时候知情权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再加上确实普遍存在开大药方、要红包乃至非法行医这样的现象，这更增添了患者的不信任感。

　　而面对医疗纠纷，在每一种救济途径中，他们都处于弱势地位：

　　途径一：去卫生部门做行政调解：公正性让人疑虑。卫生部门是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就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去这里做调解，往往让患者方觉得没有公正可言。

　　途径二：走司法途径：成本高、时间长不说，现在连适用法规都打架。去年7月1日之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规依据。这部法规被许多人认为是“坏法”，对患者利益保护不周，医院也怪它忽视自己的长远利益。去年7月1日之后，被寄予厚望的《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然而实施一年多来，这部法律对医疗纠纷的效力并未显现，原因在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被明文废止，这让许多法官在判案时困惑不已。而在现实中，患者还是必须要去与医院有“叔侄”关系的医学会做鉴定。除此之外，打官司耗费的时间、精力，也让患者们“伤不起”。

　　途径三：去第三方机构调解：这是方向，但还在探索阶段。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医疗纠纷，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然而实际中这个机构的编制、经费都成问题，这种新兴的机构目前公信力也不足。另外，出于成本等因素考量，许多医院也不愿意买医疗责任保险。

　　既然上述的途径都很难走，那么患者方就很容易选择私了。而职业“医闹”在求偿过程中的高效、迅速、廉价，无疑对患者家属有着相当大的诱惑。

　　其实，医患纠纷中家属会闹事，和当今社会中的许多情况很相像。“私力救济犹如蔓草，法治越进步，私力救济的范围越应缩小”。而脱离了公正，看不到公信力，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伤害时，人们要么选择“隐忍”，要么选择“轰轰烈烈”要权利，乃至做出一些越界的行为。

　　当然，也确实存在不少医院在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但是院方和患者方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就会造成问题，知情权也是权利。另一方面，弱势的患者抱有高期望也很好理解，对于一些家境很一般的患者来说，医保杯水车薪，家里砸锅卖铁、负债累累才能够治病，一旦并没有治好，钱没了，人也没了，这些绝望的家庭就可能“爆发”。

　　面对维权的患者们，对抗性思维无疑会把事情越弄越糟糕

　　“既然你请职业‘医闹’来闹场，那我就请打手把你们赶出去”，这无疑是一种对抗性思维。在这样的思维下，院方设定好，患者家属就是想“狮子大开口”要钱，就是想闹事，可能觉得坐下来好好谈没用，也可能觉得坐下来好好谈会浪费时间。

　　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在整个医疗行业中都存在。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表示，目前，我国医生的社会地位处于全世界较低水平，愈演愈烈的“医闹”也已达到史上最为严峻的时刻，建议国家出台《医院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医卫界别的委员将联名向卫生部党组提交一份相关提案。事实上，假如“医闹”越界的话，《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足以应付。这份代表着医疗界声音的提案体现出了一种对抗性思维。“养打手”不过是这种思维的极端演变。

　　诚然，医疗界有着自己的苦衷，但是和患者互相仇视只会让事态恶化。假如所有医院都用“打手”来对付患者，只会出现更为血腥的场面，如同强拆只会激起越来越多的反抗。要疏导，而不是强行堵塞，否则决堤的洪水更可怕，无奈的是医疗界向某些地方“学习”了这种灾难性的对抗性思维。

　　要相互理解，更要制度建设

　　现在的制度性建设还远远不够

　　医生有医生的苦衷，患者有患者的悲伤，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医患之间加强沟通，有了理解，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长期做医疗纠纷报道的记者柴会群却不这么看，他指出，众多医疗纠纷背后，其实掩藏着不少犯罪问题，而这些罪恶，又无法在法制轨道上解决，所以才酿成一桩桩人间惨剧，使医患双方均成为受害者。比如，多年前，王万林被他的病人白血病患者彭世宽杀死，彭世宽被判死刑，王万林则被当地卫生部门授予“人民的好医生”称号。然而，鲜有人注意到，当时执业医师法已经实施，王万林没有执业医师证，按说不能行医；修改后的药品管理法也生效，他给病人使用的“快速生血剂”没有经过注册，其实是假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同样也已实施，他发明的那个用以治白血病的医疗器械其实是非法产品。

　　柴会群认为，需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让好医生得益，让坏医生淘汰。但很遗憾，在“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等恶劣机制作用下，好医生被淘汰，坏医生反而得利。像前些年媒体报道的胡为民、肖启伟、陈晓兰、王雪原等揭黑医生大都难逃这种命运。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同样认为这是体制问题，例如，80%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这让许多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服务质量自然下降；因为正规收入不高，许多基层医生不得不利用收红包、拿回扣、不合理用药等方式从“灰色途径”获得补偿……

　　医疗的制度性建设目前在中国还远远不够，有很多缺失。在坏的制度下，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当然，患者更为弱势。

　　结语：以棍棒对棍棒，这是丛林社会的法则。诚然，医院也许有自己的苦楚，但是绝不该用棍棒来恐吓和威胁。救死扶伤的医院绝不能成为以暴制暴的“恶主”，让时光倒退几百年。

（责任编辑：陈韶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