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鸿武：上海模式对决安徽模式

　　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横向对比安徽模式和上海模式，发现这两种方法确实不同（见下表）。

　　从两种模式的设计上看，招标的导向和逻辑显然是不同的。安徽模式是解决价格虚高的问题，采用先评技术标，再评商务标。技术标评审主要对投标药品质量及质量可靠性(企业GMP资质认证、质量类型、生产规模、销售额、行业排名、市场信誉、不良记录情况等)相关指标，实行百分制评标。同一品规药品按照技术标评审得分高低，确定进入商务标评审药品，数量≤2个，全部进入商务标评审；在3-5个之间，排名前60%的药品进入商务标评审；投标数量≥6个，排名前50%的药品进入商务标评审。商务标评标中以最低报价确定中标药品，实行单一货源，即一家产品中标；认为经过技术标30-40%的淘汰，留下的企业应该是相对有实力的企业，生产的产品都是合格的、可以满足老百姓需要的，价格越低越好，而且单一货源承诺解决了只有资格没有数量的问题，可以让企业大胆的降价；而上海模式延续了药品集中采购的综合评议法，即对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价格等三个方面实行百分制评标。价格权重为30%；质量及质量的可靠性（临床疗效、质量标准、企业GMP认证、企业规模、纳税情况、产品知名度、包装质量和便捷性、伴随服务、不良记录情况等）占70%。中标者为1-5家，它更倾向于质量评价越高的企业产品就越好，防止价格虚低的现象发生。中标企业在市场中要进行二次竞争。

　　安徽模式、上海模式都是对我国基本药物招标政策的探索和改革，相信无论是安徽还是上海，出发点都是要解决医改中的“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但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社会反响和评价。客观上讲，安徽模式是在芦笋片事件后，对药价虚高的口诛笔伐中出现的；而上海模式确是安徽模式中出现了价格虚低的现象后，在蜀中药业没有经得起飞行检查后诞生的；由于大家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不一样，因此对这两种模式就给予了不同的评价。

　　改革总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尤其药品招标的改革。笔者认为，需要理智的看待安徽模式和上海模式。上海模式让人似曾相识，其实质上与非基药集中采购的方法没有多少不同，当我们褒奖上海模式的同时，不能忘记的是对“县级县以上药品集中采购”的曾经种种议论和反对，上海模式的平和也许不会太多的触动现有生产企业的利益，尤其是外资企业，但是根治药价虚高确是不破不立；安徽模式大破未立，其进步意义不容质疑，不能因为他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就要试图去推翻，殊不知取消了安徽模式，没有了“价格虚低”，大家依然会将焦点集中到被人们淡忘的药品集中采购的药价虚高上，安徽模式应该的是逐渐的完善，如建立科学的技术标的评价体系，设置合理的淘汰比例，防止低于成本的药物投标等等。

（责任编辑：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