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传国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拘役症结何在？

　　【背景】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一审宣判，“方舟子遇袭案”的幕后主使肖传国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拘役五个半月，其余四名被告人被判拘役五个半月至一个半月不等。

　　对“寻衅滋事罪”的罪名认定，被害人科普作家方是民(笔名方舟子)、《财经》杂志科技编辑方玄昌有异议。方舟子和方玄昌的代理律师彭剑解释说，一审时，方舟子由于不认可法院采取简易程序、快审快判，未能亲自到庭，方玄昌则参与了庭审。

　　彭剑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两位被害人不认可检方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坚持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他说，肖传国所雇的凶手欲以铁锤和钢管袭击方舟子，尤其方玄昌被袭时头部动脉被打破，失血过多，显然行凶的目的是取人性命，而不是故意伤害，更不是寻衅滋事。

　　而被告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肖传国也对这个罪名持有异议。据新华社报道，肖传国在法庭上表示，他对寻衅滋事罪名不太理解，会考虑上诉。其他四名受雇行凶的被告人则对指控事实没有异议。

　　雇凶伤人最终仅判处五个月拘役，这样的判决结果是否合适，量刑是否合理?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认为，方舟子遇袭案以“寻衅滋事罪”起诉，可能是有关方面过于强调办案速度，影响了证据的质量。该案“闪电式审理”，可能是相关部门迫于各方压力的结果。如果能假以时日，收集证据、缜密论证，“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此一审判决，吴丹红也感到“很意外”，并表示，以其犯罪性质、情节、后果而论，“应该是量刑过轻的”。吴丹红认为，肖传国等人被诉“寻衅滋事”，可能是检方“在很难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又迫于压力不得不诉时做出的某种妥协”。

　　首先，寻衅滋事的罪名或可斟酌。吴丹红指出，以寻衅滋事罪定罪，“比较牵强”。因为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这里的“随意殴打他人”是指出于耍威风、取乐等不健康动机，无故、无理殴打他人的人，“显然肖传国不是”。

　　而故意伤害罪不存在轻伤未遂。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如果只是造成轻微伤，则通常不构成本罪。但如果重伤意图非常明显，即使因客观原因未得逞也可以按故意重伤罪 (未遂)定罪量刑。

　　但要以故意重伤罪(未遂)起诉定罪，证明重伤意图的证据应比较充分。就肖传国雇凶伤人一案看，方舟子尽管受到攻击，但并没有构成轻伤。吴丹红推测，这可能是检方未能出示明显的证据，以证明肖传国的重伤意图。

　　对方舟子所称应定肖案定“故意杀人”，吴丹红认为“证据也不充分”。他表示，方的个人见解未必能在法律上得到支持。从检方掌握的证据来看，共同被告人的口供显然都不承认是故意杀人，只说“教训一下”，让方住两三天院。

　　其次，就量刑轻重来看，按照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其中，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的刑罚方法。拘役的期限通常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属于刑罚中较轻的处罚。

　　如果肖传国最终被认定寻衅滋事罪，在此前提下，判处其五个月拘役并没有问题。但是，吴丹也指出，将肖传国的行为定为故意伤害的重伤(未遂)，“还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更多的证据”。

　　在谈到对案件神速告破并宣判的看法时，吴丹红表示，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审判，案件审理过程实在是“太快了”，表现出了“从来未有的高效率”。效率当然重要，但不能为了所谓追求办案效率，而忽视证据的收集和论证。吴丹红指出，如果方舟子和方玄昌吁请抗诉，在未来的二审中，检察院或可以量刑畸轻抗诉，该案二审或有望改判。

　　对各路媒体纷纷发声，点评该案一审结果，吴丹红表示，这是近些年来舆论和司法博弈的延续，“未必是坏事”。一方面，希望媒体来监督司法不公，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媒体审判。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中，“前者或许更为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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