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改变的人生

　　仿佛一切已经过去，但谁也无法保证非典还会不会再来……拍下这些照片或许不能改变什么，但作为摄影师，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解。

——著名摄影师张立洁

　　阅读提要

　　SARS已经过去整整七年了。随着今年4月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拆除，似乎非典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也不复存在了。但对那些曾经感染非典并留下后遗症的人们而言，那一切，其实一直都没有过去。

　　张立洁，这位著名摄影师曾经以《SARS背影——被遗忘的非典后遗症人群》组照获得多项大奖，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开始探访那些照片后面的故事，那些被非典改变的人生。

　　武震：

　　“手术多少次都认了，我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5月7日，武震接受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很成功，随着身体慢慢变好，她的心情也在逐渐好转。

　　6月6日是星期日，记者和张立洁驱车前往小汤山疗养院看望武震。疗养院和曾经的小汤山医院连在一块，后者所有的设施已经被拆除，只剩下一片空地。疗养的人大都回家过周末了，楼道里冷冷清清。武震在房间里和妈妈聊天。她心情不错，因为之前她的左腿一直绷着，上厕所都困难。现在她能像正常人一样自如。

　　2003年4月10日感染上SARS时，26岁的她是北京丰台花乡医院内科护士，被派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实习。

　　感染SARS住院两个月后，她回到花乡医院上班。那时她已听说过后遗症，很多人股骨头坏死，病友建议她也去检查，但她“觉得没事”。

　　2007年1月，武震和男友在逛街时，左腿突然咯噔一下，没劲了，站不起来，最后被男朋友背回了家。

　　“双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医生直截了当告诉她：回家马上拄拐、坐轮椅，减轻负重，等着换人工关节。

　　钛合金人工关节只能维持10到20年，将来可能面对二次置换、甚至三次……所以她一直寄望于植骨手术，就是从胯骨上取块骨头，凿碎了补到股骨头缝隙里，但医生说因为大量激素的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骨质疏松，补进去的骨头有可能把股骨头震碎。

　　倔强的武震还是尝试了植骨手术，手术因感染而失败。最终，她接受了人工关节置换术，“置换多少次我都认了，我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相处了5年的男朋友原本承诺等她腿好了就结婚。但男友家人强烈反对，两人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分手那天，我俩抱头痛哭……”

　　如果一切顺利，三个月之后武震就能出院了。“花乡医院领导承诺帮我落实一份工作。其实现在首要大事是找个男朋友，我都33岁了。”她说。

　　李琴：

　　“我逼着自己忘掉过去，但我不敢去想未来。”

　　6月2日是李琴（化名）每月拿药的日子，地点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门诊楼。

　　在急诊楼前，她停了下来：“这些年我没再进过急诊中心，我不想去，更不敢去。那是我感染SARS的地方。”

　　非典爆发时，许多护工离开了，她顶了上去，结果被感染。经过治疗，保住了性命，但也患上了股骨头坏死。

　　李琴的不幸，备受关注，是因为2007年她与北大人民医院的官司。

　　非典前，李琴是北大人民医院的一名临时工，没有和医院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同样是“因公”，同样医药费可以由工伤保险报销，但跟正式的医生、护士相比，待遇差很多。社会上给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捐款、捐物、荣誉证书，都没有李琴的份儿。

　　“惟一一次听说发福利了，傻乎乎地过去领，结果没有我的份，还是一位好心人给了我两袋奶粉。”

　　感染前，她每月有1600多元的工资，病后由于没再工作，这笔生活来源断了。加上身体不便上下楼，只好把城里六楼的房子出租，自己搬到了父母在十三陵地区的裕陵村住。

　　面对诸多不公，一气之下，她把人民医院告上了西城区法院，要求医院承认跟她有劳动关系，“按照工伤待遇，该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

　　官司胜诉。人民医院也发来了劳动合同，但因合同标出的薪酬只有几百元，大大低于李琴的期望，她提出异议。再打官司，她就败诉了。

　　同样因为非典后遗症，她和丈夫的感情也受到了影响，两人分居单过。

　　在和记者谈话中，她经常紧锁双眉，想不起之前的一些事情。“我的记性明显不如从前。现在颈椎和腰椎经常不舒服——我逼着自己忘掉过去，但我不敢想未来。”

　　岳春河：

　　“如果你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一切，生活也会善待你。”

　　与岳春河见面那天是星期六，6月5日。

　　他刚刚把10岁的儿子送到新东方英语培训班学习，然后在三元西桥的一家麦当劳店里等记者，手里正读着当前的畅销书《我本顽痴》——王刚新出的自传。

　　“我和非典其实挺有缘的。”这是岳春河招呼记者坐下后，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他患的非典后遗症，同样是股骨头坏死，医生出身的他，对该疾病的治疗有着较多的认识，所以他并没有走太多的弯路，一直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他第一年坐了一年轮椅，接下来拄了两年拐杖，第四年接受康复训练，逐渐就离开了双拐，虽然如今基本能够生活自理，但股骨头坏死导致的塌陷，已让他无法重返医生岗位。

　　非典前，岳春河是北京同仁医院急诊外科一名主治医生，原本他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晰的发展定位：从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确诊为非典后遗症之后，他永远不可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

　　“刚刚得知自己股骨头坏死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天塌下来，眼前一片黑暗的感觉。我总是默默地躺在床上，双眼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变得好像一个有眼睛却没有视力的盲人，变得好像一个听不见任何声音的聋子，经常是不知不觉间眼泪已经完全湿透了枕巾。”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转换角度思考非典给我带来什么。我接下来的人生应该怎么走？它就跟火车轨道似的，一下被外力扳到了另外一个道上，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轨迹。”

　　渐渐的，他发现，虽然没法正常工作，但却自由了许多。可以把时间奉献给家庭，投入到身体的恢复中，用于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入思考。

　　三年前的岳春河是个胖子，体重有208斤，心态改变之后，他用三个月时间就减掉了60斤。现在每周都有几天在小汤山疗养院疗养，在家里他会分担一些家务，研究一些宗教和哲学方面的书籍。

　　“是非典让我明白：世界是公平的。如果你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一切，生活也会善待你。”

　　相关阅读：

　　两级台阶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们

　　张立洁

　　2006年末，因为在残联的杂志工作，我跟着残奥会冠军平亚丽等残疾人模范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慰问，见到很多非典后遗症患者正那里接受康复治疗。这些人都是曾经的白衣战士，现在他们中绝大部分人都有严重的骨坏死症状，以及一些其它后遗症。

　　一开始真没觉得他们和正常人有什么区别，但后来一个细节让我开始重新认识他们。

　　有一次我和武震吃饭，饭店门口有两级台阶，她走在前面突然停住了，我还纳闷怎么不走了？之后她把两根拐杖合在一起，伸出手来抓门框。

　　我瞬间明白了：他们已经不能靠自己生活了。

　　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我考虑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有好几次，他们在和相关部门交涉的时候都试图让我出面，我也感到很为难，其实记者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心态的改变，也许才是他们走向新的生活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徐琼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