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追求文字的旅程

　　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

　　—余华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

　　那一年，他33岁。

　　12年后，因新作《兄弟》而再度出现在公众面前的46岁的余华，笑声朗朗，自信满满，他甚至大方地在媒体面前坦陈年收入已上百万。

　　他是好脾气的，替人着想、细腻而宽容;他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情感丰富，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他的生活平静、传统而又积极，和很多普通人一样，他看足球，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余华的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曾经他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

　　他也是幽默的，当被问及他简历上罗列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5年牙医，20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追求文字的旅程

　　余华最初是以“先锋作家”的面目崛起的，青少年时接触的西方经典文学，几乎奠定了他一生的写作基础。

　　“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这是余华讲一个故事的惯常开场。他饶有兴味地讲述一些让他感到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些“荒诞的”、“不可思议”的“轶事”，余华对生活经验的认识，大部分来源于报纸、网站的社会新闻或者朋友的道听途说，这些 “二手现实”构成了小说的基础，然后余华依靠他独一无二的想象能力，依靠强大、精巧的叙事技巧组织成章。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余华把对极端经验的精细分析发挥到了最大，他说：“中国的传统给了我生命和成长，西方文学教会了我写作的方法。”

　　自1992年的《活着》和稍后的《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余华脱离了“先锋作家”的行列，顺利回归传统。之后，余华达到了当代小说家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

　　《兄弟》开始动笔时，余华的创作一度陷入困境，创作的不顺，使余华的睡眠质量更加下降，眼看着就要半途而废了。没想到峰回路转，有一天，余华突然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开始不受控制，自己发出声音来了!“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这让他异常惊喜，十几年前创作长篇最好的状态今日居然又重现了。现在，尽管《兄弟》面临着“过于煽情”、“把复杂的经验变成简单的善恶人性对立”等种种质疑，依然凭借其巨大的市场反应引起众人瞩目。

　　特立独行的创作

　　余华有句名言：“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习惯走羊肠小道的人。

　　数年前《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时，余华差不多阅读了这个剧本 10 次，也痛哭了 10 次。他的小说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国获得很高声誉。很多的评论也谈到余华应该是诺贝尔文学奖入围名单的人选之一。

　　余华的写作过程就是和笔下的人物患难与共的过程。《活着》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最高奖项。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将主人公福贵的经历同中国从国共内战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融合在一起。如果要给这部小说下个定义，余华说：“就是忍耐：对所有逆境苦难，包括残酷的忍耐，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高兴地、愉快地去尝试克服、度过它。”

　　余华喜欢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音乐让他入迷的首先是它的叙述方式，或者说是它的叙述结构。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是通过叙述来完成的。他说：“这些年来，我就是通过对音乐叙述的了解，再来对照和思考文学作品的叙述，我获益匪浅。”《许三观卖血记》就是迷恋上音乐以后的作品，这部作品是由对话组成的，是用浙江越剧的腔调来完成小说的叙述的。

　　《兄弟》做封面设计的时候，出版社资深美编们提供的候选方案，似乎都不够吻合作品气质，出一个，被余华毙一个。直到《上海一周》报社的艺术总监，兔子吃了窝边草，用两位同事的头像，设计出了这个今天为大家所熟悉的《兄弟》封面。“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余华一见钟情，把图片兴奋地发给众多朋友看。还特意光顾《上海一周》报社，和封面上两位“兄弟”合影留念。那两位“兄弟”由此成为2005年度最快蹿红的群众“模特”。

　　一棵写作的树

　　念中学时，余华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看着那些认识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在余华的写作生涯中，每一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他说“小说家就像是一个村长，什么事都要去管。最初我不会写人物心理，到了《现实一种》我明白了，无须直接写心理，只要去写人物在环境中的状态，这是福克纳给我的遗产。然后我一度害怕写对话，让对话符合人物是个难题，写到《许三观卖血记》，我知道写对话已经没问题了。现在我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小说写得更吸引人，这非常重要。”

　　如今，写作已经成为余华生命的一部分。

　　他把作家比喻成是片森林，你可以在这片森林中成长,长成一棵大树,但你永远也无法代替别的树。他说“在我之前,活着的或者死去的作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的森林,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个森林里面成为一棵树,我希望自己能够长得高一点。这就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大家可能相互之间都看不起对方,那只是品种不同,如果有一个品种的树死了,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大家都会遭殃。作家增加10个,增加100个，不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只会让文学的森林更加茂盛;你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木，就很容易死亡。”

（责任编辑：滕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