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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关注(五)大脑解剖结构和病理改变
近十年来,CT和MRI等新技术也相继用于本病的研究。Jacoby(1980,1983)应用CT发现晚年起病的抑郁病人有脑室扩大和脑实质密度衰减者占22%,其中多数患者在两年内死亡。Alexopoulos(1987)对发病年龄不同的两组老年抑郁病人进行CT比较研究,发现晚发者有明显的脑萎缩和脑室扩大。但是,上述研究均无证据说明有脑结构变化者与原发性退行性脑病无关。其他 MRI研究发现抑郁病人壳核体积减小,且与年龄为负相关,提示抑郁病人,尤其是老年初发患者有基底神经节结构的异常。关于本病患者有无大脑形态或病理改变的研究尚不成熟,上述异常发现与疾病结局的关系仍不明确,该方面的研究有待重复和继续积累资料,并且应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
(六)电生理研究
EEG研究发现本病患者听觉诱发电位(AEP)潜伏期比正常对照组明显延长。与早年发病的老年抑郁病人比较,本病患者巴比妥类镇静阈值在抗抑郁药治疗前后均有下降。近年与正常老人的对照研究表明本病患者觉醒EEG有α频率的降低。但相反的报道提示老年抑郁病人EEG异常与发病年龄无关。正常老人觉醒EEG也有快活动减少和慢活动的增加,REM潜伏期缩短,NREM第三、四期δ波减少等,提示老年人精神功能不足可能是易患本病的原因之一。
(七)心理社会因素及其他
老年期间,老年人遭受各种各样心理社会应激事件的机会增加,由于心理和生理的老化,又使其承受和缓冲精神创伤的能力有所下降,往往成为本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老年人躯体健康水平普遍下降,多患有各种慢性躯体疾病;同时对疾病的耐受能力也日趋减退。长期“丧失”健康可成为本病的诱发因素。
除躯体疾病的心理致病作用外,其他负性生活事件易诱发本病也较为明确。退休、社会交往减少和经济困难等与本病发生有关。在所有丧失性负性生活事件中,近期丧偶最易诱发病。本病发病前有其他严重丧失性生活事件的病人高达33%至78%,精神刺激以其他亲属死亡、社会和经济地位下降以及离婚等为主,负性生活事件的致病作用比青壮年患者更为突出。由于我国有传统家庭模式以及老年人具有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负性生活事件的致病作用不如西方国家明显。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与模式的转变,老年人将面临着更多的精神挫折和冲击,这种趋势值得重视。
此外,社会人口学资料提示独身、文化程度低、兴趣爱好少和无独立经济收入的老年人也是本病的高危人群。
综上所述,尽管许多作者对本病病因和发病机理做了大量研究并已取得了肯定的进展,但迄今为止还不能做出结论。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老化过程心理和生理的变化共同作用构成易感因素,而外界环境因素起到“扳机”作用促使本病的发生。
(实习编辑:陆云云)
主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普通精神科
主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精神科
主任医师
北京裕和中西医结合康复医院 精神科
主任医师
广东优眠精神心理专科 精神心理专科
主任医师
北京德胜门中医院精神科 精神康复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