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材集采千千结

　　从2009年9月，陕西秦明公司的员工们就在不断刷新卫生部网站，翘首企盼一纸高值耗材招标通知。直到2010年1月21日，他们终于等到了。

　　这一天，卫生部发布通知，称2008年度全国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周期延长至2010年9月30日，并会适时启动新产品增补工作。这样，像陕西秦明公司一样，因原定于2009年9月举行的招标工作无故延期而致使新产品无法上市的多家耗材企业终于等到了一个说法。

　　“政府不组织招标，我们的新产品就没有指导价格，没有指导价格就没办法销售，时间一晃就过去半年，这种焦虑可想而知。”秦明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医院院长》。据称，在此期间，中外企业通过中国医疗器械协会、欧盟在华商会以及美国在华商会向卫生部多次呼吁过招标重启事宜。

　　2月11日，就在春节逼近的时候，增补工作悄然启动。而此时带给企业的除了欣喜之外，还有一片茫然。因为通知称，此次招标采购周期结束后，原由卫生部负责的高值耗材招标将交由地方负责。“我们现在很茫然。”秦明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交由地方负责，是下放到省，还是地市?抑或是医院?

　　政策不明朗，企业现在根本没法预期。2008年的招标工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为什么不继续做?下放到地方会不会又回到过去，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只能等下一步的政策。” 行业乱象催生“阳光采购” 高值耗材价格虚高一直以来都备受诟病，而背后隐藏的灰色链条更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产品从厂家到各级代理商层层加价之后，还要加上各式各样的推广费用，一路下来价格的成倍增加最终都落到了患者头上，据称一种原价三四千元的骨科耗材，用到病人身上就变成了一万多元，而这种现象绝非个别。

　　为了减轻病人负担，整治价格乱象，2004年，卫生部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8省市针对普遍使用的心脏介入类医用耗材、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三大类高值耗材产品进行了集中采购试点工作。

　　虽然2004年的招标采购在方法和流程上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招标的结果却使耗材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 数据显示：人工关节降价24.3%、心脏起搏器降价15.2%，而心脏介入类耗材价格降幅达到37.6%。此后，2007年，卫生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器械集中采购管理的通知》，规定心脏起搏器、心脏介入类等高值医用耗材将由卫生部统一负责组织。

　　2008年，由卫生部操刀的全国范围内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成功进行，而此次采购也被业内各界称为最具样板效应的“阳光采购”。事后数据显示，此次集采的高值耗材平均价格降幅达到了30%，而整个流程“不可置信”的公平、公正及透明化也让企业感觉多少有些“不太习惯”。

　　“2008年的采购是一个样板， 企业非常欢迎这种公平公正透明的招标，在现阶段能够有效规范这个行业，而且能大大减少企业和医院在招标采购上花费的精力。”一位企业代表说，“以前我们每年大概要应付五六十个招标，招标的信息渠道各不相同，有的发文件、有的通过网上发布，有的电话通知，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招标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而且各种招标的要求都不一样，形式千变万化，企业疲于应付，还要交至少1%的服务费，一个标书、一张A4纸就要花400元钱。而且经常会出现重复招标，省里招完市里招，市里招完区里招，最后还是得走医院。所有这些成本全都变相加在了病人身上。”

　　“虽然这种形式的集中采购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招标，因为它无法实现淘汰，但是在价格整治上，尤其是在压缩中间环节上，力度是非常大的。参与过两次招标采购的上海长征医院设备科长葛毅告诉记者：“与2004年的采购相比，2008年整个流程和方法都要成熟很多，也是因为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和教训，整个工作组对招标工作考虑的更加细致周全了。”

　　“阳光采购”有多难? 从开始的采购延期，到后来下放地方的通知，对于重启“阳光采购”遇到的波折，各方猜测不断，很多人认为这与招标工作本身的难度有关。

　　“这样大规模的招标采购工作是非常琐碎而复杂的，就拿人工关节来说，各家公司的材料、名称、规范都不统一，光是关节部分就有头、臼、杯、柄等等，五花八门，价格也都不一样，这就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从材料摸底、历史价格采集，到专家组评议，最后到和供应商直接进行议价，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一位参与2008年招标的专家告诉记者。

　　“招标工作组面临着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是承担前前后后组织工作的只有四个人，我们看到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作为企业我们非常理解这种工作的难度。”一位企业代表介绍说，“当时争议最大的是招标的周期问题，很多企业甚至提出三个月一次，最终认定一年为一个周期是相对可能的，但是目前看来这样的周期都无法保证。国家在招标采购上没有形成固定的机制，国际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要不停地进行其他的招标工作，资源严重不足。” 一位参与过两次大型招标的采购专家介绍说：“招标工作存在很多‘陷阱’。

　　首先是很难采集到所谓的历史最低价，极有可能造成招标价格高于部分医院以往的使用价格;其次，招标产品名称不规范，同一产品可能有多个名称，还会出现有的厂家按成套产品进行注册，有的厂家按套内组成产品分项注册，这种现象给招标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不便;

　　此外，投标公司可能会做出一些干扰招标的行为，比如将在市场上对已经不太常用的或者即将退出市场的产品进行投标，这样在同类产品评标时一方面会增加工作量，此外还会对正常价格制定产生干扰，而中标后也不能正常供货;

　　最后，我们在对进口高值耗材定价时，由于不了解生产成本，对此类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情况和价格状况也没有太多把握，导致没有可靠的参照价格，造成进口高值耗材招标定价科学性欠缺。而我们目前使用的高值耗材大多又都是进口的。”

　　“方法学不够成熟可能是影响招标进程的重要因素。即招标没有形成稳定的方法和流程，低估了工作的难度。”一位采购专家告诉记者。如果能将以往的招标采购经验做及时的总结梳理，归纳出科学的流程，以后的招标工作难度会大大降低。 中央还是地方?

　　从行业乱象的横行到“阳光采购”的横空出世，政府集中采购为整个高值耗材领域做了一次强劲的价格清洗，同时，也为整个行业透明化的流程做出了表率。然而随着采购权利的下放，各种猜测和思考也随之浮现。下放是源于长久考量还是现实阻力?高值耗材招标到底应该集中在卫生部还是应该适度下放地方?适合我们国情的招标采购方式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招标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使用机构为了开源节流、规避风险，可以委托招标公司或者物流公司去做，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使用机构。招标就意味着会有竞争和淘汰，但是这一点政府集中采购没办法做到，一旦允许淘汰就意味着为产品上市设立了第二个门槛。

　　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目前的政府招标其实是一种价格管制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行业的风气。但是这样的管制是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探讨。”一位上海的采购专家如是说。 “地方采购也有好处，各地可以有自己的淘汰率，而且相对范围小，整体难度会小一些。

　　但问题是有些地方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专家能力，在评价和议价上没有优势，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各地会做一些相对重复的工作，而且地方的招标结果能否很好贯彻也是个问题。”曾经参与2004年招标的专家告诉记者，“如果让医院自己去招标，这些问题也都会存在，而且本质上说，目前很多医院对耗材价格并不敏感，因为最终成本都会转嫁到病人身上。”

　　“出发点不同，招标的形式和得到的结果就不同。”葛毅介绍说，“比如香港的招标，价格因素可能只占百分之二三十， 其他诸如服务、品牌、安全、便捷等都是招标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综合的品质。为了医疗质量安全，宁可多花点钱，但是前提是他们没有那么多流通环节的灰色地带。此外，国外的模式也多种多样，有的会委托大的物流中心做。

　　物流公司会全权负责所有的流程，包括安全、服务，还会做一些管理规划，当然这样的物流中心需要有相应的资质。” 对于高值耗材采购下放地方的通知，企业表达了相当的忧虑：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又要重新面对各种类型的招标，而且这种变化需要我们重新调整销售计划，但是目前的政策又不明朗，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下一个通知。但是总体来说，招标政策的相对稳定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实习编辑：张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