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政策”和三甲之争
丁会文说“这轮扩张期”却伴随着建国以后第三轮的“看病难”。他说:“第一次是70年代末，医生都响应号召到农村看病去了，要减轻农民负担减少他们进城看病，城里的医疗水平和设备都不高。第二次是90年代初，一大批出国留学的医生回国，但国内医疗环境太差，很多人不愿意留下来。当时，有国外的医疗小组到我们医院，发现包括抗菌素、注射用水、监护机和体外循环机这些基本设备都没有，他们后来几次连纱布都是自己带的。”这一轮，却是因为医疗资源分布的极度不均匀。
为了和国外接轨，扶持二级、三级医院的到位，卫生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酝酿“医院的分级管理”。“让决策者始料未及的是，在医院分级管理体制的推行期间，各省市政府都大力支持自己的医院评上三甲，设备短缺竟一下子变成了资源过剩。”丁说，因为设备是硬指标，一些县市医院为了评上三甲，甚至从国外购买淘汰的二手CT机，“当时新的CT机要400万元左右，二手的一台100来万就能买到了。”“一夜间几乎所有的县市医院都有了CT机”。
和设备一起过剩的，还有地区医院配置的不合理。政协委员方廷钰说，“我们这个和平里，很小一块地方，就有中日友好医院，和平里医院，太阳宫医院，煤炭医院，那么多医院都挤在一块，肯定只有相互争夺病源”。
“北京现有68家三级甲等医院，实际上20到25家就足够了。”丁会文当时是陕西医院评审专家组的组长，他说，每年评都会有省市领导找上门来打招呼，有的时候，下去检查，明明这个医院是用的二手CT，这是卫生部禁止的，最后，说情的一来，还是放行了，“长期以来，医疗系统就形成了条块分割，各部门都有各自的大医院，在这个既定体系的前提下，要兼顾到各方利益，省医院评了，没法不给部属医院评，每个地市又要有一个。”“最后‘三甲’越评越多，谁也没法得罪”，丁会文说当时医疗系统内部把“分级管理”戏称为“红薯政策”:生的时候硬，熟的时候就软了。
作为“医院分级管理”政策主要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于宗河说，政策原本都规定得很清楚，县市级医院200到500张床位属于二级甲等，500张床位以上是三级医院，1000张床位以上是三级甲等。“我们强调区域规划，要求三级医院服务的覆盖区域至少有30万人口，年门诊量在90万”，“硬件和软件相比，以软件为主”。
国家制定政策的初衷，于宗河说，是希望形成大医院、中等医院和小医院纵向之间相互支持和协调的关系，实现“双向转诊”——“大医院主要负责疑难病症，小医院以普通门诊为主，患者能从大医院转下来，也能从小医院转上去”，“医院彼此之间不应该是一个竞争关系”。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南辕北辙。首先，“双向转诊”的想法就碰了钉子，原因很实际，丁会文说，享受公费医疗的病人不愿意转去小医院。据了解，因为公费医疗的划片分割，北京同仁医院的大病统筹合同单位多达422家，承担23.5万人的医疗任务，并负责19个单位1万余人的公费医疗代管工作，光这一项，就诊压力可想而知。
更主要的是，丁会文说，“那些因购置大量设备而增加成本的医院，谁也不愿意把病人转下去，病人是支持医院大的基础，医院越大吸引的病人越多，吸引的病人越多医院的权力也就越大。这样，大医院自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门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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