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胸壁外科创始人王文林：胸壁外科15年

【前言】2008年，正当传统胸外科集体转向微创胸外科的时候，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王文林主任提出了胸壁外科的概念。从2013年开始，他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胸壁外科的临床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18年，他成立了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2019年，他成立了第一家胸壁外科研究所。同年，他组建了第一家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胸壁外科联盟。2023年，他又筹建了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专科医院。在过去的15年，王文林以一己之力创立并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他使胸壁外科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最终使该学科从传统的胸外科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崭新的临床学科。他不仅提出了胸壁外科的基本概念，构建了完整的胸壁外科理论体系，发明了大量胸壁外科手术，还填补了大量技术空白。

今年是胸壁外科概念诞生的第15个年头，也是胸壁外科学科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年份。本文是对中国胸壁外科创始人王文林的专访。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胸壁外科研究院、民航院区院长，王文林）

记者：王院长，2008年您提出了胸壁外科的概念，当时是怎样的背景，您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概念呢？

王文林院长：2008年是一个不起眼的年份，但对我个人来讲却很特殊，因为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我原来的单位是原广州军区总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南部战区总医院，那一年我正式从那家医院转业，来到了现在的单位，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身份的转变使我不得不为今后的发展做盘算。此前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心脏外科，而新单位的科室是心胸外科，由于多出了胸外科的成份，使我必须构思胸外科方面的工作。

传统胸外科的手术全都是开放手术，早年的手术不分胸腔内和胸腔外，凡是发生于胸部的疾病都是胸外科手术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全国上下所有医院胸外科工作的内容都大同小异，没有质的差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新的理念打破了胸外科的寂静，微创的理念逐渐出现在临床中。起初微创的理念主要通过小切口手术实现，此后胸腔镜手术进入临床并逐渐受到推崇。由于腔镜技术使微创的理念进一步向前发展，因此很快成了胸外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经过数年的发展后，到了2008年，也就是我转业的那一年，多数大医疗中心已经将工作重点集体转移到胸腔镜手术中。我本是一个心脏外科医生，由于才接触胸外科，我像一个旁观者。有道是旁观者清。当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审视当时胸外科专业的发展时，很快发现了大问题。

胸腔镜是用来完成胸腔内手术的装置。为了追求微创，胸腔镜被极力推崇，这意味着胸腔内疾病的手术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胸外科疾病除了胸腔内疾病外，尚包含胸腔外的疾病。如果所有胸外科医生都用胸腔镜去做胸腔内的手术，胸腔外疾病的治疗将被忽视。这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专业分化的问题。胸腔镜的出现成了一个分水岭，使胸腔内和胸腔外疾病自然分开。如果所有的胸外科医生都去追捧胸腔镜手术这一潮流的话，胸外科应该叫做胸腔镜外科或者胸腔内疾病手术外科。与之相对，针对胸腔外疾病开展手术的外科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胸腔外的疾病全部发生于胸壁，于是胸壁外科的概念便产生了。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出的最贴切的名字。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给这个专业做出了一个很合适很奇妙的命名。

记者：胸壁外科的产生既有当时客观的原因，也与您个人的经历有关。您是怎样推进这个概念落地的？

王文林院长： 2009年1月1日，我被正式任命为心胸外科主任。我自己的专业是心脏外科，医院领导交给我的任务也是重点发展心脏外科。但是，我的科室是心胸外科。除了心脏手术外，我必须同时开展胸外科的工作。当时胸腔镜手术虽然已成潮流，而在我的科室中，由于胸外科工作不是重点，我并没有过分追逐胸腔镜的热点。表面上看，我们的胸外科工作非常落伍，而无形中为胸壁外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首先，由于我们不注重胸腔镜的使用，使很多患有胸腔内疾病的患者大量流失，结果留给我们的病人更多的是患有胸壁疾病的病人；其次，我本人主要的精力在心脏外科，科室其他医生主要的工作也是心脏外科。由于所有的医生都没有把胸腔镜技术当成主要的技术去追逐，因此当胸腔内手术病人越来越少时，恰好给胸壁外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两方面的原因使科室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胸壁外科的相关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科室的主要工作，却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记者：2013年之前，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心脏外科，您是怎样在夹缝中开展胸壁外科工作的？

王文林院长：尽管我们科室主要的工作是心脏外科，但做这样的工作并不容易，尤其在广州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大环境当中，我的科室几乎是从零开始做的心脏手术，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早期由于心脏外科手术开展较少，根本无法维系科室的正常运营。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同时做胸外科手术。如前所述，由于我们始终没有把胸腔镜手术当成重点，因此使我的科室更适合做胸壁外科手术。当时对胸壁外科发展的信心还来自另外一种觉悟，也就是对手术数量的认知。当时心脏外科界一直流行一种观念，那便是手术数量的比拼。手术数量几乎是衡量心脏外科水平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标准在心脏外科领域早已盛行，而胸外科圈子里的人们尚没有意识到手术数量的重要性。当时我有一种预感，胸外科领域迟早也会把手术量当成衡量科室水平的唯一指标。为此我曾向医院专门做了报告，建议立足心脏外科，重点发展胸外科，使我院胸外科的手术数量超过其他医院。而发展胸外科的手段就是专门做别人不做的或者忽略的胸壁外科手术。这样的理念即便放到今天都依然是非常超前的。但是，当时医院的态度很明确，领导们更看中高大上的心脏外科，不屑于让我去发展胸壁外科。这无疑延迟了我们发展胸壁外科的步伐。由于我们医院心脏外科的底子差，再加上周围有太多强大的对手，使我们的心脏外科道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非常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让领导失望。我用自己的努力换来了心脏外科的迅猛发展。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做心脏手术，到2012年，科室心脏外科手术全年的手术量已经达到306台。这是个非常骄人的成绩。依照我们医院当时的规模和地位，一年能做这么多台心脏手术已经算是极限。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心脏外科必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并成为科室绝对的主力业务。如果真那样，胸壁外科工作也不可能再有大的起色。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医院领导做出了一项改变学科发展命运的重大决策。医院决定将心脏外科剥离出我的科室，另外成立了独立的心脏外科，我的科室只剩下胸外科部分。于是乎，我这个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医院的决定对我自己的发展极其不利，但从反面讲，却为我发展胸壁外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手术中的王文林）

记者：从2013年开始，您开始全身心做胸壁外科工作。您是怎样起步的？

王文林院长：心脏外科与胸壁外科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专业，其中的转换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之前我虽然非常看好胸壁外科的前景，但对胸壁外科的认知非常初浅。当真正开始相关工作时，我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几乎无从下手。为了把工作做下去，我只能先找一个突破口进行尝试。经过反复的思考与观察，我最先瞄准的突破口是一种特殊的疾病，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漏斗胸。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疾病做突破口，有几个原因：首先，漏斗胸发病率相当高，之前我曾遇到不少这样的患者。如果从这个疾病入手，将有利于工作的起步与开展；其次，当时流行的漏斗胸手术由美国人Nuss医生发明，叫Nuss手术。这种手术风靡全球，却有巨大风险，主要的风险来自对心脏的损伤。正因为如此，一般的胸外科医生都不敢做这个手术。但是，由于我是心脏外科出身，这样的风险对我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可以非常轻松地驾驭这个手术，不仅保证没有风险，而且可以非常完美地完成手术；其三，我的医院是综合医院，可以收治每个年龄段的漏斗胸患者。当时很多漏斗胸患儿手术是由小儿外科医生完成的，我们医院收容没有年龄限制，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容有明显优势。

找到漏斗胸这个突破口之后，我开始全方位发力。为了全力以赴做好这个工作，我首先断了我自己的退路。从2013年9月份开始，我在全科宣布，从此后我将不再做胸腔内的所有手术，那些手术留给科室其他人员做，我只做漏斗胸手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一个非常疯狂的举措，尤其对于一个科室主任来说，几乎不可思议。等我开始履行我的诺言时，很多人等着看笑话，等看着我失败。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我真的一个病人都没有。那时各种压力开始向我涌来，如果不是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我几乎要放弃了。但我最终坚持了下来。我继续不懈努力后，病人开始找上门来，并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胸壁外科临床工作正式起航。

记者：您是个专业的心脏外科医生，您热爱这个专业吗？放弃这个专业后您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留，您选择了一条所有人都觉得极其艰难的道路，您哪里来的勇气？

王文林院长：我热爱心脏外科，为了这个专业，我读了硕士、博士研究生，还做了博士后，我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即便到了今天，我依然热爱那个伟大的专业。但是，医院的发展是大事，作为医院的一份子，我必须服从医院发展的大局，所以当组织决定下来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我必须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而在当时的处境中，做胸外科工作虽有固定的病源，却因为竞争过于激烈而难以建立品牌。因此，为了学科的发展，我不得不破釜沉舟，去挑战新的极限。

记者：您这种精神不得不让人佩服，是不是与您曾经的军旅生涯有关呢？

王文林院长：肯定有关系。我毕业于军医大学，那不仅是个医学院，更是真正的部队。部队是个大学校，不仅教会我专业知识，更培养了我不服输的战斗意志。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学科之所以能不断前行，与这样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记者：经历过起步阶段的艰辛后，您是怎样一步步把学科建设向前推进的？

王文林院长：从最开始做漏斗胸手术起，我就有了强烈的建立品牌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我会对手术质量严格把关，把服务做到极致。我的工作很快为我赢来了不错的口碑。病人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病人前来就诊，很快我便成了做漏斗胸的名人。再后来，除了一般的漏斗胸患者慕名而来找我手术外，还有很多兄弟单位手术做坏了的漏斗胸患者也来找我做手术。这使我有了更多机会去接触更为复杂的病例。这样的病例做多了，对手术的理解也更加深刻。经过大量的实践我发现，Nuss手术除了上述风险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弊端。为了消除这些弊端，我开始瞄准这种手术方式做术式改良。第一个改良术式是后来的Wung手术，这是一款全新的手术。由于采用了大量新的理念和技巧，使手术方式彻底简化，最终使漏斗胸手术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手术。

在治疗漏斗胸患者的过程中，很多患有其他畸形的患者也前来我的科室寻求治疗，这让我又接触了更多其他畸形患者。为了把这些畸形矫正成功，我一边广泛查阅资料，一边做技术攻关，很快设计出大量针对不同畸形的新手术。这些手术包括Wenlin手术、Willine手术、Tesla手术以及我后来发明的最核心的钢板固定技术，也就是Wang Technique。这些手术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我们治疗畸形的范围大大增加，整体技术水平也飞速提高。我们完成的特殊畸形手术包括Poland综合征、胸廓发育不良综合征、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Jeune综合征）等复杂畸形手术。这些手术都是极具挑战性的手术。这些手术的开展，使我们全方位超越了其他作者的技术，为我们赢得了更好的声誉。

在治疗各种畸形的过程中，除了现有的畸形外，我们还接触到很多全新的畸形。这些畸形特征鲜明，需要用个性化的手术才能完成治疗。为了使这些畸形的诊疗工作更规范，我们对这些畸形做了新命名。这些新命名的畸形包括沟状胸、鞍状胸、Wenlin胸、侧胸壁凹陷畸形以及扁鸡胸等。新畸形的命名不仅丰富了畸形的种类，也极大程度推进了胸壁畸形的认识和治疗。由于我们围绕各种胸壁畸形做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并做了很多理论方面的研究，最终使我的科室成了全国著名的胸壁畸形矫正中心。我本人的名气也很快飙升，终于引起同行的关注。为了学习我们的技术，国内大量医院的同行开始邀请我们到其医院协助开展手术。同行的认可为我们赢得了更好的口碑，胸壁畸形手术成了我的科室最主要的手术。

记者：胸壁畸形手术做成功之后，您是怎样将其他胸壁疾病的治疗同步推向前进的？

王文林院长：胸壁畸形手术成为科室主要的工作后，我曾想过建立一个独立的病区，专门做这类手术。但是，由于胸壁畸形的收治有很强的季节性，我不能保证非高峰期有足够的病源。由此让我想到了其他胸壁疾病手术的可能。我首先想到的是胸壁创伤，具体来说就是肋骨骨折等疾病。然而，这样的疾病几乎全在基层医院得到治疗，到我们这种级别医院的病例非常少。要指望这样的病例满足收容需求，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正当我为独立病区建设发愁的时候，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由于我的技术非常出名，有两家著名医院的院领导亲自出面，要挖我到他们的医院工作。在考虑前去这些医院工作的可能性之时，我首先要考虑成立独立临床科室的可能性。在新的环境中，如果只做胸壁畸形手术将很难维系科室正常工作的开展，于是其他病种的问题又一次现实地摆在我面前，我不得不做全盘考虑。这时我想到了传统临床专业的病种构成，随后很自然地将肿瘤、感染以及缺损等疾病也纳入到科室的架构中。到了这个时候，胸壁外科的概念终于丰满起来，并为最终的落地奠定了基础。

记者：您说的落地是不是指第一个胸壁外科的建立？您能介绍一下当时建科的情况吗？

王文林院长：建立胸壁外科的设想本来是为去那两个医院工作做打算的。他们在挖我，我必须为将来科室的架构做预想。如果真的去了，不管到两家医院中的哪一个，胸壁外科的历史都会彻底改写，但我们医院的领导不会允许我离开。于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发生了。2018年5月9日，全球第一家独立的胸壁外科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诞生。我担任科室主任，科室有六个医生，四十张床，收治病种包括五种：胸壁畸形、感染、创伤、肿瘤以及缺损。胸壁外科正式成立，标志着胸壁外科从概念走向现实，标志着一个崭新的专业出现在临床外科中。科室成立后，胸壁外科与原来的胸外科做了业务上的彻底分割，胸壁外科只做胸壁手术，所有胸腔内的手术全部归并到胸外科。由于两个科室的人员原本是一家人，且科室的工作存在一定的交叉。为了保证业务开展的质量，同时也为了促进学科全方位的发展，经医院党委研究，我们很快成立了胸壁外科研究所，研究所下辖两个临床科室，即胸壁外科和胸外科，我担任研究所所长兼胸壁外科主任，胸外科由以前科室的副主任管理。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名正言顺的胸壁外科医生。中国的胸壁外科工作也正式起步。

（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于2018年5月9日挂牌成立）

记者：您的胸壁外科成立后，在业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没有其他医院效仿你们，也成立胸壁外科？

王文林院长：胸壁外科成立后，很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很快开始开展相关工作。但是，由于工作基础不扎实，要想成立独立的胸壁外科非常困难，不过并不能消除大家投身胸壁外科事业的热情。很快国内多家医院也挂出了胸壁外科的牌子。这些科室虽然并不独立，却表明了一种态度，一方面说明大家看到了胸壁外科发展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大家参与胸壁外科工作的决心。所有这些科室的成立，几乎全都是在我们的直接帮助下完成的。我们不光为他们提出了建立科室的建议，还亲临这些医院为他们做手术指导。

记者：当国内很多同行开始关注您成立胸壁外科的事情，您是怎样推广相关的理念和技术的？

王文林院长：我们成立胸壁外科的消息传出后，很多同行也希望做相关的工作。为了传播相关的理念和技术，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进行交流。另外，我们还亲临这些医院进行技术指导。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我们帮扶的医院超过400家。这些工作对推动胸壁外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记者：有这么多同行认可您的技术并希望开展胸壁外科工作后，您有没有想到建立自己的学术组织？

王文林院长：没错，我很快有了这样的想法。学习班和手术台上的技术交流虽然有效，但效果有限。为了加快传播速度，我最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建立胸壁外科的专业组织。这个念头产生后，在我国著名胸外科专家何建行教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胸壁外科的专业组织，广东省胸部疾病学会胸壁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对推动胸壁外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全国各地更多的专家希望加入到胸壁外科这个大家庭中。为了响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做出了另外一个重要决定，即成立中国胸壁外科联盟。2019年11月2日，联盟正式成立，胸壁外科第一个全国性学术组织正式诞生。

记者：中国胸壁外科联盟成立后，您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王文林院长：联盟成立后，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完善联盟的架构，随后做的工作是借助联盟的大平台进行更大规模的技术推广。为了把工作做深做细，我们在全国各地又成立了大量分支机构，即地区联盟。这些机构的成立，不仅使胸壁外科的理念和技术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也调动了很多单位参与胸壁外科工作的积极性。这些工作对推动全国胸壁外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除了联盟的工作外，您还做了哪些努力去推广胸壁外科的理念？

王文林院长：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科普，从2013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坚持做胸壁外科的科普工作，这个工作可以说一天都没有停止。另外，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我们都积极呼吁和传播相关的理念和技术。还有，在对兄弟单位进行技术帮扶的过程中，我们更会以切身的体验去传播相关的理念和技术。为了唤起全社会对胸壁外科的关注，我们还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将每年的5月9日也就是第一个胸壁外科成立的日子定为“胸壁关爱日”。总之，为了使胸壁外科的理念深入人心，我们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最终收到了可喜的成绩。

记者：在您的影响下，胸壁外科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您能介绍一下当前胸壁外科发展的状况吗？

王文林院长：经过多年的努力，胸壁外科工作已经遍地开花。首先是开展临床工作的单位越来越多，其次是参与手术的医生人群越来越壮大。如今胸外科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即胸外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向亚专科方向发展。胸壁外科成了第一个分出来的亚专科，而在我们的努力下，这个专科已经走向独立，这个势头不可阻挡。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胸壁外科联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文林院长：在胸壁外科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胸壁外科联盟的作用毋庸置疑。首先是一个领导者的作用，其次是一个传播者的作用，第三是一个服务者的作用。当三种作用被充分发挥后，中国的胸壁外科事业真正开始滕飞。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胸壁外科事业已经走到了全球的头部。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专家提出过胸壁外科的概念，更没有成立独立的胸壁外科，也没有专门的学术组织。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工作的开展，所有的成绩都与我们所做的工作密不可分，因此倍感欣慰与骄傲。

记者：为了中国胸壁外科事业的发展，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您能否大致介绍您的主要贡献？

王文林院长：贡献谈不上，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要知道，我们自己提出了胸壁外科的概念，又成立了我们的胸壁外科科室，要想让这个理念不落空，科室正常运营，我们必须围绕这个理念做相关工作，最终使这个理念更现实，更丰满，更科学。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其一，使胸壁外科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我们提出了大量新概念，发现了大量新原理，发现了多条新定律，我们使胸壁外科拥有了一个科学的有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工作全部包含在我们撰写的专著《胸壁外科学》当中，这是本专业第一部最权威的专著；其二，我们发明了大量新术式。除了前面提到的多种手术方式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wang手术。这种手术针对漏斗胸而设计，可用于多种凹陷类畸形手术中，被认为是治疗漏斗胸畸形的革命性手术。该手术于2019年被收录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颁发的《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3.0当中。这是该代码目录中唯一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手术。能被这个目录收录，这个手术的分量大家都清楚；其三，我们发明了大量手术材料和器械。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围绕胸壁外科的手术进行深度的技术攻关，先后取得国家专利80余项；其四，我们完成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胸壁外科手术。到去年为止，我们的全部手术量已经超过8000台，这使我们的科室成了公认的胸壁外科手术中心；其五，我们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创造了大量全球性的手术纪录。我们完成了全球最大年龄的漏斗胸手术（74岁），全球最大年龄的鸡胸手术（59岁），全球年龄最大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手术（36岁），年龄最小的漏斗胸手术（1月龄）。我们完成了全球仅有的两台直背综合征胸壁重建手术，全球第一台双肺移植合并胸廓畸形矫正手术（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建行教授团队同台完成）。我们完成了全球第一台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合并心脏病的同期手术（与广州市妇女儿童中心陈欣欣教授团队同台完成）。我们完成了全球第一台马凡综合征、夹层动脉瘤合并重度胸廓畸形的同期手术（与广西医科大学心脏外科手术团队同台完成）。我们完成了全球最多的窒息性胸廓发育不良手术，共40台，全球所有其他医生完成手术的总量不足10台。我们完成了全球最多的Wenlin胸手术，文献中统计的手术例数不足100台，而我们的病例数量已经超过50台。我们是全球唯一能够开展桶状胸微创手术的单位，也是全球唯一开展了脓胸导致的继发性胸廓畸形手术的单位。我们完成了全球最大数量的胸壁畸形手术失败后的再次手术。我们完成了全球第一台腔镜下MatrixRIB肋骨骨折固定手术，完全了全球数量最多的MatrixRIB胸壁重建手术；其六，我们提出了大量新理论，对胸壁外科理论进行了丰富与补充。我们提出了干净手术理论、创可贴手术理论、Bleedingless手术理论、数字材料理论、锐角畸形理论、恶性漏斗胸理论、模板塑形理论、延迟塑形理论，提出了胸壁外科手术的极简法则，设计了Wenlin指数的测量方法，发现了漏斗胸的Wenlin三联征，提出了胸壁畸形矫正的最佳法则。我们的工作不仅使手术操作得到大力提升，也使胸壁外科的理论得到完善；其六，我们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了满意的服务。在我们所有的患者中，80%来自广东省之外，其中包括大量外籍的患者朋友。他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因为信任我们的技术，不远万里来接受治疗。

(Wang手术示意图)

（Wang手术收录于《手术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3.0）

记者：今年的2月9日，您牵头成立了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专科医院，您能介绍一下这个医院的情况吗？

王文林院长：我们的胸壁外科飞速发展了整整五年后，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由于科室层面可利用的资源有限，学科建设要想再上新台阶将面临很多困难。医院党委非常关心胸壁外科的发展，经过反复论证后，终于做出决定，将我们医院一个完整的院区也就是民航院区整体打造成一个专业的胸壁外科疾病治疗中心，于是就有了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专科医院。医院党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希望胸壁外科能以更快的速度高质量发展，从而成为医院的一张名片。

记者：从胸壁外科概念的诞生，到第一家胸壁外科成立，再到中国胸壁外科联盟出现，最后发展成全球第一家胸壁外科专科医院，您足足拼搏了15年。最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不断前行的？

王文林院长：我前面说了，我曾是一名军人，是长期部队的教育培养了我不服输的精神。虽然我早早离开了部队，但在新的岗位上，我不可能当逃兵。当我的科室和科室的员工不得不为科室的未来重新面临挑战时，作为科室主任，作为学科带头人，如果我率先认输了，我的科室就完了。从离开部队的那一天起，我就始终牢记着一个信念：既然当过兵，我就永远是一名战士。我不会被困难吓到，我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去争取胜利。

(通讯员：朱璐诗 图片：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