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60年婚姻：政治为主导到经济做后盾

　　1949-1957：婚姻革命

　　“《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经说过的话。1950年5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这句话成了最好的脚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这部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就在《婚姻法》颁布的前一年，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籍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波伏娃的观点似乎很快就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证明：公有制经济体制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劳动制度激发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热情，《婚姻法》则赋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财产权。对此，社会学家分析，独立的经济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础;而在作家笔下，这种独立又令妻子与丈夫的平起平坐显得那般理直气壮——带着“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出嫁的姑娘在婚礼上掏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给大家看，“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在一片赞誉声中，这位新娘接着说，“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中如此写道。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妻子而言，这份平等其实并不轻松。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生产建设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比提高妇女权益显得更迫切;另一方面，传统家庭文化并没有因为妇女投入社会工作而为其赦免任何家务劳动。于是，在实为“义务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义下，新中国的妻子们事实上肩负起既主内，又主外的双重压力。

　　与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显然来得更加艰难。在《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中国父母们曾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允许子女自主婚姻的规定普遍感到不满，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绝非少数。于是，包办如故，买卖依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1953年发布的一份调查甚至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因要求离婚而遭虐杀的妇女竟有七、八万人之多。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3年3月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1955年，国务院又批准了《婚姻登记办法》，这意味着男女双方只需到政府登记即可办理结、离婚事宜，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制度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废，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离婚热潮也随之达到顶峰，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了嫁娶者自己决定的问题。于是，婚姻的选择对象成为了下一个问题。

　　战场上的英雄无疑是姑娘们心中的最佳人选，从《小二黑结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鲜战场上那些最可爱的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女人而言，嫁给军人便等于嫁给了光荣。

　　同样炙手可热的还有职场上的模范。“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刘巧儿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告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劳动互助和共同进步成了彼时“爱情”二字的隐喻。

　　只是那时，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中国男女还很少对与“政治进步”或“劳动生产”无关的爱情心生向往，也许是并不富足的日子还难以让人们有如此奢侈的情调。

　　1958-1976：婚姻即政治

　　自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

　　那时的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红五类”的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睐;被打入“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则因其令人畏惧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

　　“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少数“黑五类”女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于是一些政治婚姻便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之间得以缔结。缺乏魅力的“黑五类”男则只能与落败的“黑五类”女结合，更有命途不济的“黑五类”，甚至永远也没能获得结婚的资格。

　　与政治条件相比，当时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

　　事实上，婚姻之于当时的人们首先是革命精神的结合，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人们普遍认同于此;而爱情这种被理解为浸透了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则显得与无产阶级的生活理想格格不入，即便有，亦多以政治的名义。于是，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