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医生，在我得了癌症之后……

　　这是@蓝莓医生 分享的一个医生的故事。他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冷峻客观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不得“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如果治疗只是延续痛苦，重症监护还有何意义？

　　这位医生的“另类”临终做法，其实正是国外许多医生的选择。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文章指出，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如上面医生类似的选择。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说过，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尼采也说过：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至今我们都没学会谢幕。“哪怕有1%的希望，也要用100%的努力。”这是医生与家属主流的意愿。

　　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可还是死了。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明知结局，却不愿接受，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认为：“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就是先把肿瘤主体那座大山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朱院长说，“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地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很多几乎都活不过一年。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就是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原因是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朱正纲说。

　　2017年3月12号，即将步入80岁高龄的琼瑶有感而发，于脸书上公开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信。琼瑶在信中这样嘱咐后辈：

　　第一，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不动大手术，让我死得快最重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万一我不能作主时，照我的叮嘱去做！

　　第二，不要把我送进加护病房。

　　第三，不论什么情况下，绝对不能插鼻胃管。因为如果我失去了吞咽的能力，等于也失去了吃的快乐。我不要那样活着！

　　第四，同上一条，不论什么情况，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尿管、呼吸管、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

　　第五，我已经声明过，最后的急救措施：气切、电击、叶克膜……这些，全部不要！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意义更重大。千万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给困惑住！

　　这是一个生如火花的女作家对自己死亡的最终追求。梁文道这样评价：“她对人的定义就是有能力，有智慧，有情感，能爱懂爱，要具备这些，他才是个人，失去这些，就只是个躯壳，那活不活着都无所谓了。”

　　琼瑶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是因为在台湾，拥有世界第一的加护病床密度、长期靠呼吸器维生人数。这样的病人曾是美国的五至八倍。医疗科技日益突破，不断挑战大家对寿终正寝的想象，模糊生冥两界，求生不能，求死也不得。肾脏衰竭，就洗肾；肝脏坏了，就洗肝；不能吃，就用鼻胃管灌食或从静脉注射打营养针；不能呼吸就插管、气切，再接上呼吸器；心跳停止，情况危急还可用ECMO。调查发现，逾五成医师为避免医疗纠纷，实施无效医疗，加护病房的临终前无效医疗，一年耗费35.8亿元。平均每个长期依赖呼吸器患者一年的医疗费用，是一般国人医疗花费的二十九倍，需由三十四个民众所缴的健保费来支付。当医疗变得商业化，生命尊严往往不如金钱实际。

　　就在琼瑶公开信发布两年之后，台湾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并已于今年1月6日开始实施。

　　根据《病人自主权利法》规定，具完全行为能力的意愿人（20岁以上或已婚）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谘商的程序，与亲友和医疗机构讨论、沟通自己的善终意愿，并签署预立医疗决定，选择自己在法定的五种临床条件下是否接受、或如何接受医疗行为；同时也可以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医疗委任代理人，确保自己的善终意愿在意识不清时仍能被贯彻。

　　卡曾斯说：死并不是人生最大的损失，虽生犹死才是。有不少业内人士，也期盼或呼吁，大陆也能尽快出台《病人自主权利法》，允许我们尊重亲人最终的选择。

　　正如梁文道所言：毫无希望的抢救，这是一种生者的表演，你不是在为这个病人着想的，因为病人没有这个感觉了，你是在表演你的孝顺。不得“好死”，这可能是不容易被放上台面来讲的生死观念问题。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或许这才是真正爱他们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