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而你本有机会挽救Ta

　　每年，有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这意味着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死亡（现在这个数字可能会缩短为30秒），此外还有更多的自杀未遂者。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个人悲剧，也会给家庭造成沉重打击。而自杀未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甚至造成终身残疾。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国际主题聚焦于“自杀预防”。世界卫生组织鼓励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如与你担心的人交谈，或者给遇到困难的人提供支持，分享希望。

　　这则公益短片《劝生》，是温州医科大学附属温州康宁医院（下文简称“温州康宁”）为响应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而制作的，医院还开通了一条“自杀预防”公益热线，以帮助轻生者。

　　自杀，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几乎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在短片中的三位医生，向“医学界”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温州康宁的唐伟主任，是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他表示：每个人都能成为劝生者，甚至一个路人的支持，都能燃起轻生者对未来的希望。

　　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在全球，年轻人是受自杀影响最大的人群。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自杀是导致15～29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温州康宁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开始于2001年。当时国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还很少，医院开通了一条心理危机咨询热线，主要由唐伟主任接听电 话。他告诉“医学界”，虽然刚开始打热线的人少，但慢慢就多起来了，每天能接听七八十个电 话。打电 话的人并不全是自杀求助，各种原因都有，焦虑、抑郁、失眠，甚至夫妻吵架、孩子不听话，也会来电咨询。

　　唐伟将热线电 话形容为自杀者的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一个想要自杀的人能打来电 话，至少说明他还有一线求救希望，如果能够及时给他疏通，就能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

　　在无数的咨询电 话中，让唐伟印象深刻的一个，来自于他的一位学生。电 话响起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多钟，从睡梦中醒来的唐伟接听电 话后，对方喊了一声“老师，我不想活了”——唐伟一下子清醒了。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压力很大，有学习压力，还有来自家庭的压力。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个累赘，丢人现眼。因为他在大学之前，学习成绩都很优异，上了大学之后，却事事不如意，所学专业也不是他很喜欢的，每个月要花家里很多钱，学习成绩却跟不上，现在还要补考，放假都不敢回家，怕面对父母的责问，现在还面临着生活费的问题，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就想死掉。”

　　对学生的诉说，唐伟主任告诉他，如果没钱吃饭了，老师可以给你钱；如果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到老师家里来；“但一定要告诉老师，你现在在哪里”。这位学生对唐伟说，他在楼顶，身边没人。“那我就很害怕了，怕他跳下去，我告诉他我马上赶过去，但他担心被别人看到，不让我过去。”

　　唐伟主任当时这样告诉学生，“我说你现在想一想，除了死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让你摆脱现在的困境了，他说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是想死，我说那我们再想一下，一定要今天就死吗？你还有没有什么要完成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完再想死可以吗？”

　　那位学生列出了很多他想做的事，唐伟就一条条地跟他去聊，一聊就聊到早上六点多。聊着聊着，这位学生突然笑了，然后说：“老师，我现在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我还不能死。”

　　在得到学生肯定的回答后，唐伟又说了一段话。“我说聊了这么长时间，老师能骂你一句吗？他说你骂吧，没关系，我就骂了他一句，我说你不想死，现在老师都想死了。”唐伟主任说：“他马上就反过来说老师你不能死，就开始劝我，其实我只是在测试他，有没有真的接受我给他的心理指导，他能反过来劝我，说明他的认知已经改变了，至少目前是改变了。”

　　这位曾经想死的学生，现在早已走出了自杀的阴影，并且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与唐伟主任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一个电 话，一种关切的问候，就能够帮助一个走向绝路的人重新燃起希望。

　　温州康宁的心理危机干预公益热线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今年的10月10日这条热线要大张旗鼓地再次开通起来，并且已经组建了一个20余人的专业团队负责接听热线。

　　为什么再次开通这条热线？唐伟主任表示，预防自杀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虽然自杀干预热线只是医院预防自杀的方式之一，但是它的价值在于让轻生者知道在最后的时刻，还有人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然而，唐伟也表示，热线无法立即定位轻生者的位置，医务工作者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安抚对方，希望对方能暂时打消自杀的念头，并能到专业机构求助。

　　“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多部门联动组织，接到自杀求助电 话后，能够立即联动起来，定位到打电 话的人，立即派急救人员和救援人员赶过去，但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组织。”唐伟主任说。

　　工作第二年，就遇到自杀未遂患者

　　郑天生医生工作第二年，就接触到了一名自杀未遂者，当时她遇到那位患者时，他已经是第二次因吞服大量药物而自杀未遂了。

　　那是一位18岁的青少年，高中辍学，常和家人发生冲突，并常有冲动型的自残行为，当他觉得自残不足以缓解他的痛苦时，他就会吞服药物自杀，以此来寻求解脱。

　　这位患者在郑天生医生那里治疗了三年多，在治疗期间，郑天生和他做了个约定：当他感到痛苦时，不要用自残或自杀来逃避，可以和医生或家人倾诉。“有了这个约定，他能感受到医护人员对他真正的关心，他的痛苦能被人理解，所以愿意和我们讲，所以能够遵守不自杀的约定，但偶尔还是会自残。”

　　对于患者偶尔的自残行为，郑天生医生对此理解并包容。因为她看到了这位患者自残行为背后内心的痛苦，自残只是他的一种缓解痛苦方式。患者被理解后，也愿意配合治疗了，在完整接受治疗两年后，他自杀念头已经基本消失，在特别痛苦时，偶尔还会自残，但社会功能已经慢慢恢复了。

　　郑天生医生来到温州康宁工作后，仍然与这位患者保持着联 系，虽然他已经开始融入社会，从事了好几份工作，但在他感觉不好时，就会向郑天生医生寻求帮助。“最近他还联 系我了，说他在广东和朋友做生意，最近睡眠不好，十一后来找我复诊。”

　　能够把一个执著于自残、自杀的年轻人，一点点拉回到生活的正常轨道中，在郑天生医生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干预成功案例，虽然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她为能有这样一个结果而开心。

　　在郑天生医生工作八年多中，虽然接诊过很多有自杀念头甚至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但由她治疗管理的患者中，还保持着零自杀死亡记录。

　　同样已经工作八年多的潘安乐医生，让他留下较为深刻印象的一位患者，也有着明显的自残自杀倾向。那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不愿意去上学，并且以自残行为宣示自己不上学的意志，家人认为她懒惰，对她的想法和行为非常不能理解。

　　潘安乐通过和这个女孩深入沟通，发现她手臂上满是划痕，自杀意图非常明显。虽然她也想去好好学习，却做不到。她希望通过自残方式使父母理解她的痛苦，也希望能得到父母帮助，但换来的只是责备。

　　潘安乐发现，这个女孩内心的痛苦已经远远大于自残带来的疼痛。“我就问女孩的父母，如果给你们一把刀，你们会划伤自己吗？他们说不会，我说我也不会，那为什么她会划伤自己？如果她生存的动力都没有了，怎么会有学习的动力？作为孩子家长，应该去理解孩子。我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孩子，如何与孩子相处、交流，他们也同意了让孩子住院治疗。”

　　如今，这个女孩也已经在温州康宁随访两年多了，在学习和家人相处方面，都已经处于比较理想状态。潘安乐医生说：“我们会跟患者和家属建立一个治疗联盟，形成一个沟通机制，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不管是患者还是家属，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 系，我们会根据情况给予指导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