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体系变革亟需务实有力的顶层设计支持

　　美国的医疗体系也面临很多的挑战，比如医疗成本高、医疗质量不平衡、医疗资源分布碎片化。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院士、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卫生政策和临床实践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学院国际顾问委员Elliot S.Fisher.MD.MPH在中美医院管理高峰论坛上表示，如何让所有医院和整个医疗系统能够降低成本，更好地提供服务，只依赖医院是不能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院士Elliot S.Fisher表示许多问题要从机制设置出发

　　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专家有相同的观点——从体制改变。Fisher博士坦言：“现在美国也在着力解决体制设置的问题，中美两国应该一起思考怎么才能实现一个更成功的转变。”

　　顶层设计到了修改的时候

　　但具体怎么改？李洪山说：“中国的医改本身就是一种尝试，不是指令，靠各地区摸索。”

　　这些年，我们目睹了我国的很多医改“摸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自2012年运行以来，就被认为是“一所肩负医改使命的大型综合性医院”。看病预约、职业责任险、医生聘用制、高年薪对抗医疗腐败、先全科后专科的就医流程等创新举措几乎完全颠覆内地公立医院的模式。然而，今年7月底，运营两年的医院被爆亏损10亿多元。

　　江苏宿迁在2009医改元年之前已经开始了医疗体系方面的探索，在整个医改过程中，宿迁市134家医院被“卖掉”133家，实行民营。“宿迁模式”因此被称为“卖光式医改”。当时的江苏省卫生厅对其采取“不争论”、“不推广”、“不宣传”的态度，它在悄无声息中淡出人们的视野。

　　基于神木当地煤炭业的财富积累，陕西省神木县2009年推出了《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实行“全民免费医疗”，被称为“神木模式”。但2013年国际煤炭行情下滑，财政支出的减少后，神木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

　　与“神木模式”相反的是福建公立医院改革的“三明医改”，它走的是不依靠增加财政投入的改革路径，着力点放在包括院长在内的医生的薪酬制度。质疑的声音认为，三明模式没有针对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投入、编制、药品采购等方面的内容，对于医务人员更多的是加强管制，而对他们普遍关注的多点执业，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办医等也少有突破。

　　在李洪山看来，这些典型的探索案例有值得称赞的地方，需要政府和行业去发现和总结”。与“小修小补”不同，这些被载入“医疗史册”的模式算得上“大动干戈”，但到底成了地区性质的“舞刀弄枪”。

　　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晓程直言：“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能解决的，是国家的顶层设计能解决的问题，不然什么医疗集团、研究用科学的方法、学院派想法研究社会问题都可能误入歧途，国家政策太重要了！”

　　对于这个观点石应康表示赞同，“医改主要是改政府，尤其是有很多制订的政策、顶层设计到了应该修改的时候！”他解释说，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经济运行基础的设计从50年代开始的，“那时候经济基础是人不值钱，东西值钱，我们设计整个制度的时候把物化的东西，医务人员的劳动没有基本上忽略不计，只有通过物化的消耗体现人的价值”。

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陈仲强强调政府的总体控制

　　“我们有这么多钱，怎么能够既解决患者康复保健，同时实现医院健康的发展呢？每个医院、每个地区都会感受到来自医保的控制，病种的控制，区域总额控制，这都是逃避不了的问题。”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陈仲强认为，这个过程也离不开政府，必须强调国家的总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