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最后的机会

　　我的父母对这种缺少鸡蛋的生活不堪忍受。两次大战之间，他们曾有过一段食品充足的美好时光，鸡蛋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父母是那种所谓的“世界主义者”——这个词与英格兰的传统多少有些背道而驰。

　　因为“世界主义者”有乐于享受外国事物的倾向，可历史上的英格兰却花了好几百年与相邻的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甚至更远的民族作战。

　　当时的状况是：只有高官贵族才理所当然地享受法国大厨烹制的美味，一般的平民百姓还是将法式菜视为异国小调，而非大众化的食物，所以英国厨师们丝毫没有动力去学习那套繁杂的法国烹艺。再说，做饭还被视作一种低下的家务活。我的童年好友夏洛蒂就记得，她的婆婆其实很会做菜，但平时却没展示出这一技之长来，“她觉得自己不能把工夫花在做饭上，不然会有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形象。”

　　然而，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人们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与食物有关的东西不但丝毫不影响体面，反而被推崇至上。与法国的乡下人相比，当时大多数英国人与土地接触的机会都少得可怜，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迁入城市居住了。也因此，英国食品的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那些罐头或其他经过加工处理的食品也实在很便宜。

　　“这真是个不幸——英国的工人阶级，或者可以直接说，整个英国，总是对食物采取一种异常冷漠甚至浪费的态度。”乔治·奥威尔在他那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即描写大萧条时期工人们的“饮食血泪史(黑乎乎的面包、肮脏的肉片布丁罐头，还有变了味的蛋糕)”的书中如是说。

　　他还提到：“比起英国人来，法国修路工吃的饭菜是多么文明啊!”战争虽然影响了食物供给，但随之产生的配给制却结束了英国人粗鲁的饮食习惯。同时，一股内疚感也在他们心中悄然升起：许多人由于平均配给制而首次吃到了合口的饭食，想起曾经相差悬殊的饮食水平，他们开始反省自己对待食物的态度了。

　　战前，绝大多数人难得吃上营养、可口的饭菜，对现代人而言，那无异于一种残忍的剥削，可当时的人们却丝毫不觉。近二十年来，英国的饮食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人们也将关注重点放在了食物的均衡分配和营养价值上，至于口味问题倒在其次。

　　就连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赞同这一观点。若说他bonvivant，或者说他对食物有独到的鉴赏力，这都是可以肯定的。有一次，丘吉尔在萨佛依饭店用完主菜，却拒绝吃送来的餐后甜点，他说：“把这盘布丁撤走，它只有美味而没有韵味。”

　　可50年代，当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时，却背离初衷，继续沿用了本已承诺放弃的食品配给制，因为有人告诉他，由于这项政策的执行，英国人的健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那是一段能够任性而为，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日·子一反正一切都是为了新一代英国人的身体着想。每个人都能分到等量的营养食品，虽然味道不怎么样。在那时，刻意追求食物的外观和烹饪水平，会被视为吹毛求疵，不体谅别人的好心。

　　媒体酷评:

　　吉娜·马莱对一切的论断都准确无误。《美食的最后机会》既是解释，也是论述，更是宣言。它告诉我们错误是从哪儿开始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如今，世上横行着一股黑暗的力量，这股力量试图剥夺我们享受美好饮食的快乐。对这股力量而言，本书无疑是一剂无价的解毒良药。——安东尼·伯尔顿，《厨室机密》与《厨师之旅》的作者

　　将人类自由享受美食时代的温暖的回忆与冷静甚至冷酷的科学报道相结合，吉娜·马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动人心弦的美食之旅。一本所有深切关心美食之人的必读书。——阿里安·巴特伯利，《佳肴美酒》杂志创刊编辑

　　时刻变化的美食世界中一次有益且惬意的旅程。吉娜·马莱以其平静的叙述来鼓励我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而非盲从当下的某些所谓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去享受记忆中的无数美食。——约翰·布德纳姆，著名奶酪专家

(实习编辑：张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