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医生为30艾滋妈妈接生

　　“每一次为艾滋病人接生都是一场冒险，虽然穿上了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虽然戴上了两层，甚至三层、四层的手套，但谁也无法彻底避免意外的发生。”

　　然而，谈起那一幕幕惊险的手术情景，禤庆山却是一脸的平静和淡然。但说到如何把艾滋病母婴垂直传播阻断科研项目做大，做深，他却难掩兴奋：“现在，为艾滋病孕妇接生已经成为我的追求和准备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了，我期待着自己能研制出完全阻断母婴传播的基因药物，能把母婴传播率降到零，能让更多无辜的孩子顺利降生……”

　　10年来，禤庆山共为30余名艾滋妈妈接生。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例母婴阻断失败，一例失访，其余的宝宝都很幸运地躲过了艾滋病病毒的侵扰。

　　首次接生装备：头盔加雨衣

　　“虽然给那么多艾滋病妈妈接过生，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的情景。”禤庆山说，那是1999年，一名艾滋病妈妈快要临盆，由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没有妇产科，禤庆山只好带着几名同事赶过去支援。“在此之前，艾滋病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突然间却要面对艾滋感染者的血和羊水。”

　　禤庆山回忆说，给艾滋感染者接生，这在当时等于是“第一个吃螃蟹”，所以，手术流程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做才能防范医护人员受伤感染，完全只能靠医护人员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来决定。由于没有专门的防护服，到最后“登场”的时候，医生们想出一个妙计，把摩托车用的头盔戴在头上，以保护暴露在外的眼睑，身上穿着雨衣，脚上穿着高筒靴，手上再戴上几层橡胶手套，就这样从头“武装”到脚。

　　每一台剖宫产手术都要用到很多刀、剪等器械，在主刀医生和助手之间递来递去，难免会有点磕碰。做手术被刀子、剪子、镊子磕出伤口出血，这对医生护士来说是常有的事，可是，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医护人员接触到病人大量带有病毒的血和羊水，这时候一个小的伤口都是致命的。

　　第一次接生之后，禤庆山开始总结摸索防止术中感染的经验。“现在我们做手术已经有防护衣了，手术时还会戴上护目镜，再也不用头盔和雨衣了。”之后，禤庆山又在手术中设立了一张“隔离台”。“需要递送的刀剪器械不再在医务人员之间直接传递，都先摆到台面上，然后再从隔离台上拿取。这样一来，就能避免传递交接中被利器碰伤、划伤的意外了。”禤庆山说，如果以后有精力，他想设计一种“子母器械台”，污染过的刀剪摆在一层，消过毒没用的刀剪摆在另一层，上下两层装上滑轮，这样既卫生，又能完全避免递送手术刀具受伤的风险。

　　血污针头插进医生脚指头

　　“为艾滋病孕妇接生，决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行动。”禤庆山说，他们是一个团队，除了主刀是他自己，还有助手、麻醉医生、儿科医生、护士，一共七八个人。“每次接到有艾滋病孕妇需要生产的通知，都是我先去会诊，评估她们的情况，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到了正式手术当天，我们的‘小分队’就会集体出动，一起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给产妇做剖宫产手术。”

　　在为艾滋病孕妇进行的数十台接生手术中，禤庆山和他的队员们，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与危险擦肩而过。有一次，他们为一名产妇接生，禤庆山顺利地把孩子从母亲的子宫里取出，守在一旁的新生儿科主任李坚马上接过婴儿，给他喂服阻断艾滋病感染的药物。突然，大家被李坚的惊叫吓了一跳：只见李坚举着已经脱下了橡胶手套的左手，上面挂着一道刺目的血痕！“凶手”是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玻璃碎屑。这意味着李坚已经发生了职业暴露，他极有可能被感染。

　　“还有一次更惊险。”禤庆山说，一位进入手术室帮忙的医生不小心踩到了一个掉在地上、沾有艾滋病孕妇血污的针头。由于医生进手术室穿的都是拖鞋，结果针头直直地插进了这位医生的脚指头。幸运的是，最后这两名医生都逃过了艾滋病的“召唤”，在之后半年和9个月的艾滋病毒检测中，结果都是阴性。

　　吃不吃药都听他指挥

　　碰上这些在手术中出现的职业暴露，禤庆山每次都做好了准备。“职业暴露的预防药物每次都会摆在手术台旁边，一旦暴露，4小时内吃药，连续吃3周，就能把风险降到十万分之四，但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然而，很少医生能真的坚持吃3周药。“因为这种药的副作用很大，服用后会出现呕吐、眩晕、无法进食等症状，那种痛苦的程度，曾经有医生说过‘宁愿得艾滋病也不愿意再吃了’。”

　　因此，禤庆山的工作又多了一项：给出现了职业暴露的医生、护士们作风险评估，分析暴露发生的时候，医生被感染的几率有多大，到底要不要吃药。记得有一次，一位外国产妇在出租车上临盆，司机把车停在妇婴医院门口冲进急诊室大喊“救命”。当时值班的几位护士马上冲出医院，为产妇接生。“一切都做得熟练而完美，可万万没想到就漏了一项：情急之下没有戴上手套。”结果后来，这名产妇的血液检验报告发现艾滋病抗体呈阳性，“护士们的手都直接接触过她和胎儿的血液，万一手上有伤口的话就极其危险。”那天以后的好几个晚上，禤庆山都接到了姑娘们哭着打来的求助电话。

　　自掏腰包组织“艾滋妈妈”聚会

　　经常为艾滋病妈妈产检、接生，禤庆山在圈内渐渐成了“名人”。全市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乃至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艾滋病孕妇，首先就会想到禤庆山，给他打电话。

　　“艾滋病妈妈都很不容易，她们在经历妊娠期不适的同时，还要同时服用副反应极大的抗病毒药物，以尽量降低体内病毒水平，让母婴阻断成功率更高。”禤庆山说，曾经有一个艾滋病孕妇，服药第二天就哭着打电话给他，说头晕得天旋地转、非常难受。

　　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把刚刚生完的艾滋病妈妈和正在经历怀孕的准妈妈召集到一起，让她们之间互相安慰、互相传授经验。“记得有个艾滋病妈妈，当时非常痛苦，已经不想要肚子里的孩子了，但听完其他艾滋病妈妈的劝导，第二天就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聚会，艾滋病妈妈的经验像滚雪球一样传了下来，像产后带有病毒的恶露怎么处理、抚养宝宝时如何防止传染给婴儿和家人等问题，艾滋病妈妈们通过交流，都处理得很好。

　　“每次聚会的时间、地点都不确定，有时是公园凉亭，有时是茶楼。至于费用，要么从科研经费里挤一些，要么就是我自己掏腰包算了。”让禤庆山欣慰的是，聚会的效果很好，很多艾滋病妈妈因此而相识，她们甚至建立了QQ群相互联系、互相鼓励，共同分享难以向别人述说的烦恼和欢乐。

　　对话禤庆山

　　像禤庆山一样，长年累月和艾滋病人接触，而且还要为她们接生、动手术，还要和她们做朋友，帮助她们……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动力让他能一直坚持，坚持做一件在常人眼中充满了危险和恐惧的事情呢？记者和禤庆山对话其中一个片断或许能帮助我们走进他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