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外科专家黄国俊

　　“黄国俊是一名纯粹的医生，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他和患者这种纯粹的医患关系。在他的眼中，每一次手术都是一次创作，而每一次成功的手术，都应该是一件漂亮的艺术品。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在几十年时间里，面对着这六千多例的手术，始终保持着对手术全身心的关注和对患者的全身心的关爱。”

　　黄国俊：1920年11月出生于广东汕头市，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48年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住院医师，1953年任主治医师并开始从事胸外科专业。并于1960年初，成为了中央领导保健小组的一员。

　　40多年一直从事胸外科专业，在他的手术刀下，挽救和延长了6千多名患者的生命。由于成绩斐然，于1992被授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名医称号，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专家顾问组成员。

　　梦想的起飞

　　据黄老讲，选择从医缘于儿时的不幸。

　　出生三天后，父母发现我双脚畸形，在医院里接受过两次治疗，但均告失败。6年之间，父亲每天用双手给我校正脚形，最后终于站起来了。也许是存在着一些偶然和必然的联系，早在19岁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医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因为医生是很高尚的职业，治病救人，对于这一点，我想我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切身感受。

　　点滴回忆

　　黄国俊多年来一直从事胸外科专业，特别在食管癌、肺癌、胸部肿瘤等方面具有丰富扎实的临床、教学和科研经验，被公认为是在食管癌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专家。他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国际友人，劳动英雄做过大手术。朝鲜南日将军的夫人，陈毅的夫人张茜，铁人王进喜都曾是他的病人。

　　我的临床生涯当中做过6000多次手术。在这么多手术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给首长们做手术。

　　1984年退休之前我一直在中央领导保健小组工作，在这20多年中，可以说是很多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记得1979年8月9日新华社作了这样的报道：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为摆脱越南当局的政治迫害，已于最近到达北京。当时的黄文欢已是重病缠身。

　　他来的时候已患有肺癌，肿瘤与鸭蛋般大，在下叶的根上，跟上叶挨得很近。所以这个手术做起来难度比较大。我们经过讨论，然后决定给他先放射治疗，希望他肿瘤缩小一点，然后手术就好做了。一个疗程放射治疗之后，为他做了下叶切除手术，切得很干净，恢复得也很快。他很感谢咱们中国医生给他做了这么好的治疗。

　　这个手术对我来讲不但具有医学上的意义，同时也有政治上的意义。因为治好他，等于为国家争光。

　　手术后他活了12年，最后死于心脏病。

　　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写出了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向全世界第一次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光辉形象，震撼了整个世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三次访华，热情地报道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国庆庆典上，毛泽东请斯诺在天安门上同台观礼，拍照合影，相片登在报纸上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70年12月，斯诺回到寄居多年的瑞士后，被医生诊断发现他患了胰腺癌。1971年底，毛主席、周总理知道他有病后，便希望把他接回中国来治疗，于是就派了我、马海德，还有一个护士，给成一个医疗小组去看他。

　　我们去给他检查，发现他病情很重，昏昏沉沉的。腹水很多，有黄疸，我摸他的肝脏已经长得很大，而且是疙疙瘩瘩的不光滑。

　　由于我们在那边没有医生执照，不能够公开行医，所以只能把他家里变成一个临时病房，然后到外头去采购些可能买到的药，为他进行葡萄糖输液等对症治疗。一周之后病情好转，神志也清楚了，能下地上厕所，也能坐在沙发上与我们聊天说笑。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三个礼拜，后来病情急剧恶化。即使这样他家属以及邻居也很感谢我们，因为已经尽力了，而且他好转了一个时期，所以都很高兴。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逝世，弥留之际斯诺说：“我热爱中国。”

　　在日后的发展中，黄国俊医疗实践与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食管癌的治疗与预防。而把他引上此路的人，是中国胸心外科的奠基人之一的吴英恺先生。吴老创造了我国医学史上多项第一，例如第一例食管癌切除术。他建过三家医院——北京市结核病防治所、阜外医院、安贞医院。晚年的吴英恺还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室。而黄国俊是吴英恺最得意的弟子之一。 当回忆起他和吴英恺的往事，黄老至今还感慨万千。

　　做一名医生凡事都要认真，认真书写病历是医生的基本功。我写的病历和手术记录都力求图文并茂，听说我写的病历曾在协和、阜外医院和肿瘤医院展览过。记得1948年我当第一年住院医师，我的老师吴英恺教授要写一本书，让我为他的书配手术图。1998年我去看望他，老师把我当年画的图交还给我自己保管，我很感动，没有想到，几幅普通的手术图谱，老师竟珍藏了50年。现在我常对我的学生说，做手术要像在做一件艺术品，要求做得很轻巧，循序渐进，不反复，要做得很漂亮，创伤少、出血少。

　　他对我的影响在很多方面还都有体现。教授当年非常重视病区的查房工作，而我在肿瘤医院首创了各大科室联合查房制度，便是受到了他的启发。我们有独创的联合查房，联合查房是一个回顾性的查房。是把所有上个星期做过手术的病人，手术室怎么做的，病理是怎么分析的，术前诊断科怎么诊断的，回忆性的东西，使大家共同沟通，吸取经验教训。再一点就是说外科医疗毕竟比较单一，综合治疗比较全面一些。这不仅使我们的知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使病人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治疗办法。这是非常有价值，非常独创的一个联合查房。

　　我与吴英恺的师生情，一直延续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胸外科医生不仅要会手术，还要会看X片，分析片子。在手术中对照片子，诊断对了，对在哪里，错了，错在哪里，总结每一例病历。记得那是1986年，吴阶平教授体检时右肺上发现一个球状阴影，请北京、上海有关的专家会诊，难以排除肺癌的可能，建议手术。当时我在法国讲学，吴老建议等我回来，听听我的意见再说。回来后，我详细分析了吴老的病情和X线表现，以及吴老曾有过结核病史，和经过短期药物治疗后血沉稍好转等情况，判断可以排除肺癌而建议抗结核治疗，不需要手术。一个多月后，吴老的病灶明显缩小，三个月后病灶消失了。这使吴老十分高兴，他说“黄国俊免我一刀”。

　　一心为公，两袖清风 三餐温饱，四大皆空

　　在黄国俊40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他有记录的手术就做了6000多例，而他的工作并不仅仅局限在临床上。早在20世纪60时年代，他就曾率队前往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河南林县考察。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县级食管癌医院，培养出一批可以胜任食管癌诊断和外科治疗的医生。

　　1975年，周总理在重病中听说云南旧锡矿患肺癌的工人较多，要求尽快派人前往考察。黄国俊奉命率队前往。为了弄清发病原因，他们跑遍了各个矿区，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对矿工进行健康普查。他还多次为患病工人进行手术治疗，并在当地开办肺癌诊断治疗训练班，建立肺癌防治基地。而这些超负荷的工作，黄国俊做起来总是兢兢业业的。黄老那份对工作的热忱，我想会令当今不少医务工作者汗颜吧。

　　几十年当中，大概只请过两个月的假，因为我胃穿孔，十二指肠穿孔，胃溃疡穿孔，做了胃的大部分切除。那时候是困难时期，困难时期当然大家都很辛苦，营养也不够，但是我还照常工作。本来是有些慢性的胃十二指肠溃疡，已经很疼了，但是我还继续工作。头一天为病人做了一个全肺切除，下午就骑自行车到协和医院去开会。第二天我想吃早餐喝碗粥时，感到胃急痛，我知道就有问题了。

　　还有一件令我很难忘的事，那是1980年我到英国讲学，着名的德国施普林出版社不知怎么打听到我的下落，派人来伦敦找我，邀请我编一本《食管癌和贲门癌》的书。回来后经过领导的同意，我用3年的业余时间请各科室的同事们和我一起用英文编写了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我一个人用电动打字机每晚打到深夜，不仅要完成自己的那部分，还要替别人打印交来的手稿，要一遍一遍地修改。那几年里，相当辛苦。1984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国外出版了，1990年中文版也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内外同行都认为它代表了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

　　食管癌是中国一种最常见最高发的肿瘤，在全世界中国是最高发的，我通过这本书把食管癌治疗的效果和治疗方法报道到国外，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让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人食管癌治疗现状。当年我们的食管癌治疗效果是全世界最好的，生存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所以我们为国家，为医院增了光。

　　做一名医生要对病人一视同仁、耐心、关心。那时候，我看门诊，从早上八点半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中间不吃不喝，认真地看完每一个病人。来我院就诊的病人，一般都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手里都有一大摞片子，我都认真地一张一张的看。对病人不能摆医生的架子，要同情病人看病的难处和对患病的恐惧心理。有时我会与病人开几句玩笑，或是问他们从哪来的，家里有几口人等，以缩短医生和病人的距离，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有几次病人千里迢迢带着沉重的心情来看病，经我诊断排除了癌症，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要请我吃饭，我谢绝了。病人走时，一步一鞠躬，直到门口。

　　我认为做一名纯粹的医生，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因素干扰医生和病人之间这种纯粹的医患关系，作为医生要始终保持对病人全心全意的关注和关爱。记得裘法祖说过：“一心为公，两袖清风，三餐温饱，四大皆空。”我很赞同。

　　这八十年最大收获那就是我尽了我的力量，救了一些病人，我教了一些学生徒弟。他们在各个地方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医学上，在胸外科这个领域上，我起了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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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朱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