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治病救人立功立德，

《仁心》栏目为当代名医立言。

本文是39健康《仁心》栏目组对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刘超副院长的深度访谈。

刘超医生将生命比喻作一班单向前行的列车，最后都会到达终点。而他要做的，是尽力把那些“插队”的人拉回来。

现在，“插队”的是一个7个月大的男婴以及一位42岁的中年女士。

男婴因为先天胆道闭锁，一天天变得浮肿；中年女士患有肝豆状核变性病，凝血功能极差，在医院里苦苦挣扎等候曙光。

他们俩都需要接受肝移植才能挽回生命。幸运的是，当两人的肝衰情况已随时危及生命时，一个合适的“供肝”出现了。

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肝移植科的手术室里，刘超团队将供肝一分为二，分别移植到两位病人体内。15个小时过去，这场难度极高的“劈离式”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

刘超最终将两人都“拉了回来”。

◎ 刘超团队在实施肝移植手术。/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供图

“艺术家”一般的外科医生

不同于全肝肝移植手术，劈离式肝移植需要先将一个供体肝精准地分割成两个解剖功能单位，保证分割后的肝脏都留有重要的血管、胆管，并且质量都足够好，能分别满足两个病人的需要。

术前通过CT造影，刘超与团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供体肝的血管，并计算它分配的体积。术中清晰的动脉、胆道造影也很关键，它可以把肝脏里的动脉和血管显示得清清楚楚。

手术室里的刘超驾驭着手中的柳叶刀，让其紧贴着供体肝的镰状韧带边缘慢慢游走，小心翼翼地避开血管，在捐献者体内将供肝分离成左外叶和右三叶。

另外两台受体手术同步进行，两位手术主刀医生需要完整切除两位病人的病肝并保留重要的动静脉、胆管等管道。

之后，刘超与团队将供者捐献的肝脏左外叶植入男婴体内，将右三叶植入中年女士体内，他们需要尽快将修整好供肝的血管和受体相应血管一一吻合。当供肝的大血管被重新吻合并恢复血流后，还要进行胆管吻合、止血等一系列工作。再经超声确认两位病人的血管通畅后，手术结束。

整个手术过程，刘超决策果断、手法精准，像指挥家一样游刃有余地活跃在“舞台”中央。

◎ 肝脏八段示意图。1954年法国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奎纳德根据研究，依据功能将肝分为八个肝段，每一段都有自己的流入、流出血管以及胆管系统。／站酷海洛PLUS

劈离式肝移植的每一步，都考验着主刀医生对解剖生理的熟悉程度与手术技巧。正因为每个步骤需要如此精细地操作，它被视为肝移植手术的“顶峰”，是最复杂、技术含量最高的肝移植手术之一。

目前我国具备开展肝移植手术资质的医院只有一百多家，2020年4月国内出版的科普专著《揭秘肝移植》曾经提到，每年完成肝移植手术的数量约6000例，即使乐观估计，全国范围内能独立完成肝移植手术的医生不超过500人，能实施劈离式肝移植手术的专家更是少之又少。

这不是刘超第一次实施劈离式肝移植手术。2020年6月，他带领团队将一名年轻器官捐献者的肝脏进行劈离式移植，将供体一部分移植到一名中年男病人身上，而供体的另一部分则第一时间送往另外一家医院，移植给了一名4岁患儿。

2019年1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恢复肝脏移植资质，截至2022年9月16日，刘超团队已成功完成227例肝移植手术，其中17例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挽救了两百多位病人的生命。刘超也因此被媒体誉为肝移植领域的“巨擘”。

肝移植手术是各种急慢性终末期肝脏疾病的最佳治疗手段，当然，一切的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供体”。并非每个患者都能等到这个时刻，就在去年，刘超所在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同样收治了一名肝功能衰竭病人，但她没有等到合适的肝脏，最终未能抢救成功。

如今中国的器官移植总量在全球排在第二位，按照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的话来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已站在世界舞台中央。

但每个国家都要面对供体短缺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今年4月《经济观察报》在报道中引用了黄洁夫所提到的一个数据：中国每年年均新增器官衰竭患者约30万人，仅有不到2万人可以获得获器官移植机会。

劈离式肝移植是缓解人体捐献器官短缺的一个重要方案，统计表明它可以增加15%-28%的供肝数量。然而曙光会不会一下子照亮所有肝衰竭病人？刘超表达了审慎乐观的态度：“困难之处在于，它要求供肝的质量非常好。不是每个器官捐献者的肝脏都能拿来进行劈离式移植。”

此外，劈离式肝移植考验着主刀医生的经验判断和精准操作，它尤其需要医生对肝脏的内、外结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1997年，刘超获得中国医学博士学位（Ph.D.）；2003年，他获得德国医学博士学位（Dr. med），并由此获得在德国参与临床工作的资格。

1999年11月到2005年1月，整整五年多时间，刘超都待在了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附属医院：前两年做研究，后三年参与临床工作。欧洲是西医发源地，德国是其中之一。刘超在国内工作时觉得有些手术名称很生僻，比如说魏尔肖淋巴结、毕罗Ⅰ毕罗Ⅱ切除手术等等，去到德国后一下子就弄清楚了：这其实就是以德国医生名字命名的外科手术。

◎ 刘超教授在德国进修时的照片。 / 刘超供图

去德国之前，刘超在国内师从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区庆嘉教授。区庆嘉曾在上世纪80年代去美国留学，深深体会到国内临床医学与国外的差距，他鼓励刘超说：“你去德国了，不仅仅只是做基础研究，要想办法学一学他们的临床医学。”

在德国那段时间，刘超“如饥似渴”地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作为外科医生，最重要的一项知识是熟悉人体解剖。“器官移植中获取器官这个过程，对于学习解剖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像建房子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一样，在刘超看来，外科医生要开刀，首先得深刻地了解人体构造。一名思路清晰的外科医生从来就是解剖层次清楚，手术过程如行云流水，在手术室里他/她就是一位“艺术家”。

◎ 刘超医生。他觉得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最大乐趣就是不停地做“推理”。

医生不能“只看病不看人”

读医学院时，刘超就是因为享受“动手”的成就感，进入了大学附属医院的普外科。有老师觉得刘超性情比较文静，建议他挑其他科室，但刘超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 2007年，刘超接受央视栏目采访。

进入临床后，刘超逐渐意识到做外科医生最大的乐趣是在“推理”。换言之，就是不断“破案”。

要“破案”得首先重视“侦查”，刘超有时看中国十大元帅打一些大战役的历史故事，那些元帅经常亲自上前线去调查，他觉得当医生更是要经常下临床。刘超的导师区庆嘉教授已经去世五年了，但刘超一直记得他说过的话，老师说自己非常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因为每天病人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要不断地去分析、解决问题。区庆嘉教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工作了57年，刘超从他那里继承下来一种认知：“医生看病就像打仗一样，想打好这个仗，一定要侦查得清楚。侦查得越清楚，知己知彼，胜算越大。”

有时候有病人挂了刘超的专家门诊号，进了诊室后就急忙把片子拿给刘超看，但刘超从来都是先把它放一边，他要从源头聊起来：你是哪里不舒服因此来看病呢？

为什么要病人做CT等检查，实际上就是医生在找证据链，最后通过手术让整个推理过程得到验证，刘超说，有时候恍然大悟，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 刘超教授近日接受《仁心》栏目组专访。他说有好几年大年初一一大早，第一个打电话向他拜年的都是患者家属。

在多年行医过程中，刘超见到过很多人间暖意。一位年轻父亲，非常喜欢吃肉，多次减肥失败，但为了“捐肝救女”，他在23天时间里减重18斤，好让自己的肝符合移植标准。

他献出了一片肝脏，移植到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的8个月大女儿的体内，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在亲人遭遇危难之时，平凡人展现出了自己钢铁般的执行力与坚毅意志，这是属于一位年轻父亲的英雄时刻。这位年轻父亲让刘超印象深刻：“他很爱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是出于对医院的信任。每个愿意做器官捐献的人和家属，都值得尊敬。”

◎ 今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刘超现身39健康医生直播间，科普肝癌防治知识。

面向公众表达时，刘超曾提到这样一个理念：医学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科学、哲学和人文的完美结合。患者的疾病有什么共性，又有什么个性？这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分析。“如果医生对病人说你就得听我的、这样做肯定好，他未必满意。”

很关键一点，医生不能“只看病不看人”。“病人病人，首先是人，”刘超说，“你要尊重他，你要理解他。一个病可能有不同治疗方法，你要充分尊重他的诉求、考虑他的承受能力。”

◎ 刘超教授（左一）与区庆嘉教授夫妇合影。/ 刘超供图

导师区庆嘉教授曾说过的一句话，让刘超受益终身：每一个找你看病的病人，都是一种缘分，你要从头跟到尾，不管结局如何。到刘超也成为博士生导师后，他也经常教育学生要这样做：看病不能只看中间某一个时段，没有从头跟踪到尾的话，可能就会漏掉很多重要信息。

一位20多岁的女孩患了肝癌，她男朋友带着她来找刘超看病。刘超能感觉到，这个男孩对女孩是真的好。女孩进行了第一次手术，大半年后癌症又复发了，他又带着她来找刘超，做了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后两人结了婚，后来还生下了一个男孩，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岁。刘超一直见证着这对年轻夫妇的抗癌之路。

◎ 今年4月，刘超现身39健康医生直播间，为线上观众科普肝门部胆管癌相关防治知识。

看着一位位病人好好地生活下去，时光已倏然而过。刘超工作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创建于1835年，到现在已经187年了，一代又一代医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西医医院，珠江水至今昼夜不息地在医院门前流过。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刘超喜欢读一些古诗，在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里，他最喜欢这几句。

通讯员｜黄睿、刘昕晨

摄影｜陈家颖

编审｜辛欣

编辑｜廖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