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的华北大鼠疫

　　 ●近年来，印度等地连续出现鼠疫的人间流行，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北方草原最近开展的大规模灭鼠行动，就是中国政府面对人间鼠疫大流行的潜在威胁采取的措施，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甚至东南地区，仍存在着大面积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的动物间流行从未停止过，较大规模的爆发也时有发生。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生态背景下，人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干扰日益加强，中国北方的自然生态系统日趋脆弱，有效地阻止和扑灭人间鼠疫的流行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值此时刻，让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350年前华北大地上的人间鼠疫是怎样爆发和怎样流行的，看一看这次鼠疫又是怎样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

　　1894年，正值香港鼠疫流行的紧张时刻，法国医生耶尔辛和日本医生北里在香港的二家医院分别从鼠尸及病人尸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从此，人类确定了鼠疫的病原体，并找到了预防鼠疫的初步理论和方法，对鼠疫的防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鼠疫是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危害最大的烈性传染病之一。6世纪发生于东罗马帝国汝斯丁皇朝的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医学史上称为“游西第安娜瘟疫”，持续时间长达50年，死亡人口达到1亿。发生于14世纪的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史称“黑死病”，波及整个欧、亚两洲及北非北海岸，造成了欧洲大约2500万人口的死亡，几乎占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世纪发生于中国云南的鼠疫导致了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死亡人口数以千万计。在欧州以及亚州的许多地方，鼠疫一直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方的乌兰察布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是今日中国十大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它涵盖了山西、陕西口外蒙古高原的几乎整个牧区部分。在明代，中国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范围大得多，其南缘已邻近山西、河北北部的长城一线。甚至在山西境内，也有鼠疫自然疫源地存在的可能。这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为明代华北地区的人间鼠疫的大流行，提供了直接的鼠疫菌来源。

　　历史时期人间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主要与气候条件有关。在年成不好发生旱灾饲草歉收时，草原上的老鼠、旱獭等啮齿类动物会通过迁徙来寻求食物，大部分会迁徙到不同景观的结合处，即农牧区的分界处；疫区附近的居民也会到疫区鼠类栖息处挖窝巢中的贮粮。当人们把鼠洞中的贮粮和草籽搬回家中时，不可避免地带回大量的跳蚤，其中就可能有疫蚤。挖洞时也可能碰到疫鼠和疫蚤，因而感染鼠疫。

　　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属半干旱气候，旱灾是本区经常性的自然灾害。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早在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这和大同当时地处或邻近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也似乎是从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这一点判断，可能为鼠疫。同年，大同府的疫情开始向山西南部传播。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

　　腺鼠疫临床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淋巴结肿痛，肿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颈腺等，尽管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在腺鼠疫引起的淋巴肿大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因其外露而特别引人注目。文献中也常以这一特征加以重点描述，康熙《文水县志》卷1《祥异》就说：“万历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腺鼠疫患者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行症”的，这和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万历十年大同鼠疫传到与之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患者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继续向南方传播。

　　万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军人）达百万以上，鼠疫造成的危害应甚于农村地区，只是具体的流行情况还不清楚。至于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顺天府的东安、保定、霸州、文安和大城等县，都流行过“大头肿脖”、“大头瘟”之类的疫情。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正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生动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这条记载相当清晰地描绘了患者鼠蹊部、腋部淋巴肿大的临床症状。患者“吐淡血而死”，这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的典型症状。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瘟疫传播的方向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显示出陕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与山西兴县一带的疫情有关。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　　

　出李自成攻克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三月，李自成部进入北京。李部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是否可以说，李自成的部队是给鼠疫逐出了北京的呢？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为什么文献不见李自成部队大批非战斗减员的记载，笔者至今还不明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山东省的疫情记载不明，但不排除同时也有鼠疫流行的可能。

　　根据我的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实际远不至于此，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除了吴三桂降清这一偶然的因素外，还与华北地方已无能力支持对清的战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灭亡是明代后期华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说来奇怪，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旱情有了明显的缓和，久涸的大地喜逢甘霖，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华北社会在清帝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休生养息、恢复发展的新时期。走笔至此，作者和读者都不禁要问，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是人力，还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