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养生学“神”是主宰

　　庄子就提出了“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才是“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的观点，从而得出了“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天行，此养生（神）之道也”（《庄子·刻意》）的结论。顺着老庄哲学所开启的这条思路，后代的养生家无不提倡“养静为摄生首务。”（清曹庭栋《养生随笔》）晋代著名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集中探讨了虚静养神的要义：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养生理论所强调的清静养神，并非叫人心如死灰，什么也不想，而是认为顺时而动才是养静的根本。《养生随笔》卷二称：“静时固戒动，动而不妄动，亦静也。”所谓“不妄动”，实际上是指行止有常、饮食有节。可见静养之法最要紧的乃是心神安定，举手投足皆应安详平和，这也就是袁了凡《静坐要诀》所说的：“立则如斋，手足端严，切勿摇动；行则徐徐举足，步动心应；言则安和简然，勿使躁妄。一切运用，皆务端详闲泰，勿使有疾言遽色，虽不坐而时时细密、时时安定矣。”这就表明古代养生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动中寓静，才是真正的“静”。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这种理论的作用机理，中国古代哲人早就有过这方面的深刻认识，《管子》中就曾经提出过“去欲则宣，宣则静矣”、“静则精，精则独立矣；独立则明，明则神矣；神者至贵也”的观点。《庄子·大宗师》说得更为透彻：“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所谓“禅”，在梵语中正是沉思之意，而沉意与虚静则具有相近的内涵，其本质都是要求人们暂时切断感觉器官与外界的联系，排除一切外在干扰，中止大脑中的其他意念，使意识集中到一点，从而进入一种单纯、空明的状态。佛家认为只有如此，人们才可能理解整个人生、认识宇宙的终极真理。这也就是佛教经典的《大智度论》中所说的“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得禅定则实智慧生”的含义所在。深受道、释影响的宋明理学家对“虚静”更是推崇备至。程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宋元学案·伊川学案下》）朱熹也向他的学生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同上卷一百十六）明代理学家对“虚静”的体会较前更为深刻。陈白沙提出“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白沙集·与贺克恭黄门》）。

　　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人都不约而同地倾心于“虚静”学说呢？从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看，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式上具有偏重直觉的趋同性，而虚静状态正是诱发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条件。《宋元学案》中就记载了很多宋代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切身体会，兹引数例如下：

　　程颐的弟子王频读《论语》，“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读之。读了又时时静坐，静坐又忽读，忽然有个入处。”（《宋元学案·震泽学案》） 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沧洲诸儒学案》）

　　陆象山说：“学者能常闭目亦佳。”弟子詹阜民“遂学静坐，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槐堂诸儒学案》） 以上事例都生动地说明了在虚静状态下，以直觉顿悟方式钻研学问，思索义理确实大有益处。

　　既然虚静状态是诱发直觉顿悟思维的一个主要条件，那么它就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审美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都特别讲究写诗作画前清心静虚。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诗式》提出：“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遇，宛若神助”；画家米芾也认为：“画之老境，于世海中一毛发事泊然无所染，每静室僧趺，忘怀万虑，与碧虚寥廓同流。”可见，这些著名的艺术大师都把“虚静”作为艺术审美创造的必要条件。

　　其实，无论是哲学的彻语，或是艺术审美活动，它们都只不过是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外现方式之一，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养生理论有着共同的旨趣——把“虚静”作为人的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有效手段。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虚静”视为华夏民族传统文化心态的一个重要标志。

(实习编辑：简燕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