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vs肿瘤：治病更治人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热门话题。中西医对肿瘤认识和策略的异同；对中医防治肿瘤认识的几个误区；何为肿瘤治疗的最佳方案。

　　中西医均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探索克癌，西医在近200年获得重大突破，成为克癌的主力军，中医亦成绩不俗。

　　“病人”是中国的专有名词，包括病和人。《说文解字》说“析言之，则病为疾加，浑言之，则疾亦病也”，在古代疾和病不同，疾较轻，病较重。上古时，“病”指身体内部的病变，属内科之病；“疾”则表示人体的刀剑外伤，是外科之病。现代已将疾和病放在一起，不区分内外科。《说文解字》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万物之灵。“病人”就是万物之灵患上了疾病。这个复合词里，人是主体是重点。

　　由于中西医对肿瘤认识角度不同，所以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疗效评估也不同，由此可看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首先是对肿瘤的认识。从西医而言，在公元前1600年埃及纸草文上就有关于肿瘤的记载，距今2500年前西方医学之父——希腊人Hippocrates就描述了胃和子宫中的恶性肿瘤，并称之为“Cancer”。之后1000多年中，关于肿瘤本质的认识并没有新的提高；近200年来，西方现代医学对肿瘤的认识迅速发展：19世纪有了化学致癌说，20世纪又提出过病毒致癌说和物理致癌说，上世纪中后期分子肿瘤学更是从DNA损伤、基因突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癌症发生理论和学说。

　　我国早在公元前2000年的殷周甲骨文上就有“瘤”的病名记载，之后的《周礼》上载有“肿疡”，目前在日本、朝鲜和韩国，仍用“肿疡”表示肿瘤。之后1000多年中，中医和西医一样，对肿瘤的认识一度停滞。近100多年随着西方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以及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我们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对肿瘤认识的进步也称得上是突飞猛进。

　　整个认识过程中，中医较偏重于“人”，西医更偏重于“病”。因此治疗、诊断的方法有差异。中医望闻问切，掌握的是整体信息。西医则更多地从肿瘤局部，如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等方面入手，B超、CT、核磁共振、纤维内镜等技术的发展，无疑提高了肿瘤检出率和诊断率，为早防早治、改善患者愈后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

　　西医治癌的三大法宝——手术、化疗、放疗正遭遇困惑期，生物基因疗法尚在探索中。全球目光转向中医药。

　　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西方现代医学有三大法宝：手术、化疗、放疗，近几十年又增加了生物治疗。但在突破上均遇挑战。

　　1809年，美国人Dowell切除了一个重约9.9公斤的卵巢肿瘤，外科手术从此被引入肿瘤治疗。1882年根除乳腺癌，1910年切除脑瘤，1933年切除全肺等，上个世纪，随着乙醚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的应用，肿瘤治疗以外科手术为主导。但是，目前手术治疗已进入平台期，很难通过手术的进步来提高肿瘤治疗效果，只能随着手术方法改进、器械更新，减少肿瘤手术的部分副作用。

　　1865年，Lissauer首次用含亚砷酸成分的砷制剂治疗白血病，成功开辟了化学药物治疗肿瘤的新路径。近20年来，随着各种靶向药物的发现，个别的肿瘤如淋巴瘤、白血病等完全可以通过化疗来根治。

　　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不到10年临床就用上了放疗。1940年开始，放疗普及。随着放射医学、影像医学的发展，伽玛刀、立体放疗机和近年来兴起的粒子放疗的应用，很多局限性肿瘤经放疗后可以根治。但化疗、放疗对正常细胞有杀伤作用，骨髓抑制、肠道反应等副作用大，“敌我不分”的缺陷限制了其临床的应用。国外一代代新的化疗药物研发出来，临床效果并不见得比以前的药更好，主要是改善了化疗的副作用，疗效是否提高还待循证进一步落实。

　　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免疫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肿瘤的免疫治疗，主要是通过一些生物学物质，直接或间接来干预或修饰肿瘤细胞，提高人体免疫细胞活性。1997年，第一个靶向治疗药物Rituximab (利妥昔单抗)在美国上市，一改昔日化、放疗中“敌我不分”的局面，其“精确打击”很好保护了人体。但肿瘤是一个多基因、多靶点、多环节的疾病，所涉及的受体众多，很难用某种单一的药物来根除。所以它终因未触及肿瘤根本病因，始终无法替代传统的三大疗法。

　　因此，受对肿瘤认识的角度、认识方法论的影响，西医一系列的治疗手段，走到了一个困惑期或平台期。